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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齐国的灭亡

先秦齐国的灭亡

时间:2004-09-22 17:08: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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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221年,在秦国“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战略攻势下,在五国相继被秦灭亡之后,初为春秋五霸之首,继为战国七雄之冠,立国长达845年的东方大国--齐国灭亡了。齐国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虽然以我们今天的历史观点事看,统一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齐国曾一度称“东帝”,与秦分庭抗礼,政治经济文化在列国中均占优势,是有条件统一全国的。苏轼在《六国论》中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 “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但他也看到齐国不是因赂秦而亡,他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五国既灭,齐亦不免矣。”事灾上也确实如他所说。

  一、齐国衰亡的过程

  齐国自太公封齐立国以来,尊贤上功发展经济,便利农桑渔盐,建立国本,后经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到了田氏代姜之后,威王、宣王励精图治,再振大国雄风,在战国之七雄之中,首屈一指,居七雄之冠,孟子说齐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为了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齐宣王进一步扩大了稷下学宫,经常躬听有识之士的意见,尊重他们的人格,广泛招贤纳士,选贤任能,他以卓越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伐魏,破燕,合纵抗秦,联合韩、魏以攻楚,齐国的王业得到快速发展。
公元前301年,齐宣王死,子田地即位,是为齐国闵王。闵王即位之初,尚能承祖先余烈,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为追求,以兼听广纳,励精图治为要务,故齐国保持了强于天下的地位。他扶韩制楚,攻燕灭宋,合纵抗秦,使当时通过商鞅变法而崛起的强秦闭关多年“不敢窥兵于山东”。《史记·田完敬仲世家》记载:齐闵王三十六年,秦国派使者魏冉到齐国,传秦王旨意,尊齐闵王为“东帝”,秦昭王称“西帝”。当时的齐国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力强大,齐闵王正犹豫不决,恰好这时苏代从燕国来到齐国,在章华东门见到齐闵王。齐闵王就问他:“好啊,先生来了,我正有一个问题问您呢?秦国派魏冉让我称帝,您以为这事如何?”苏代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希望大王接受秦使的请求,但不要准备真的称帝。为什么呢?秦国称帝,天下会很安在地接受,大王如果称帝,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况且让出帝号,以博取好的名声,有好处没有坏处。秦昭王称帝,天下人厌恶他,大王您不称帝,会受到天下人的拥戴,这是大的好处。试想天下两帝,大王以为各国尊齐呢还是尊秦呢?闵王说:“尊秦”。苏代又说:“如果大王放弃帝号,天下人爱齐呢,还是爱秦呢?”“闵王说:“当然是爱齐而憎秦了。”苏代又说:“两帝立约伐赵与伐桀宋,哪一个更有利?”闵王回答:“自然是伐桀宋。”苏代又说:“与秦共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放弃帝号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有好处,所以我劝大王放弃帝号来收取天下的信任。愿大王仔细考虑一下。”在苏代的分析劝说下,齐闵王放弃了“东帝”称号。当时如果闵王能够沿此思路继续发扬威王、宣王遗风,积极进取,兼听广纳,励精图治,保持好与五国的关系,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是有望得以实现的。
  然而晚年的齐闵王,骄暴、好色、好乐、穷兵黩武,不听谏言。《盐铁论·论儒》说他:“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战国策·齐策六》则记载了齐闵王不听谏言而杀死谏臣的事情:“齐负郭之民有孤者,正议闵王,斩之檀衢,百姓不附。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可见,威、宣时代所形成的悬赏纳谏、尊士贵士的良好政风,被闵王破坏殆尽。
  晚年的齐闵王还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致使国家破败而百姓不堪。《大事记》云:“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代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齐闵王因诛士拒谏,而又好大喜功,在秦国说客苏代的阴谋离间之下,中计败国,使齐国国弊民竭,而这一切的结果,也导致了齐闵王自己的鼓里杀身之祸,拉开齐国衰亡史的序幕。
  齐闵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韩五国联军攻齐,败齐师于济西。闵王逃到卫国,卫国国君很客气地收留他,但闵王仍然以“东帝”自居,摆架子。卫国人也就不再优待闵王,于是他再逃邹国、鲁国,两国都不收留他;最后逃到莒,终于被楚将淖齿杀死于鼓里。乐毅大军长驱直入临淄,将泱泱大国之都六七百年来所积蓄的财宝珠玉劫掠一空,攻占齐国七十余城。战乱之中,闵王的儿子法章化装成仆人躲进莒太史敫家中,与太史敫的女儿私订终身。战乱过去,莒地和齐国逃亡的大臣们商议立新君,到处寻找闵王的儿子,法章于是自己承认了是闵王之子,众臣于是共立法章为齐襄王。襄王即位后,即封太史敫女为王后,王后生建。
  襄王于公元前265年卒,其子建立为最后一代齐王,史称齐王建。齐王建懦弱无能,胸无大志,一切国家大事悉决于君王后,君王后听政掌权,慎微谨小,勉强维持局面,《战国策·齐策》:“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鲍彪在注释中说:“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策略,而齐国也乐得暂时安宁,因此齐国事秦谨慎,这只是没有明白秦国的计策而矣。”至于说齐“与诸侯信”恐怕未必然是这样。《史记》说秦国当时日夜攻打三晋,燕、楚、五国各自相救,因此齐国四十余年不受兵燹之灾,这倒是实情。如果齐国真与诸侯信,怎么能不助五国呢?
  秦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先攻韩魏。秦相范睢对秦王说:“我们说齐国的君王后素称贤能,我要试探她一下。”于是命令使臣带了玉连环给齐国,并且说如果有人能解开此至连环,秦王愿意甘拜下风。君王后知道秦王是在试探她,使拿了金锤在手,照玉连环一锤打去,玉连环顿时断碎。君王后对秦使者说:“回去告诉秦王,老妇已把玉连环解开了。”范睢知齐君王后也是女中豪杰,于是与齐国结盟。
  齐君王后死,王建更是没了主心骨,听任贪财好色,昏庸糊涂的相国后胜摆布。后胜是君王后的弟弟,由于君王后的威望和影响,齐王建对后胜过分地依赖,可谓言听计从。秦国看到了齐国的这种局面,派人行反间之计,用大量金帛贿赂后胜,后胜接受贿赂,秘密与秦国往,派使者入秦,后来再让这使者夸说秦国如何强大,多么愿意接待齐王去访问。后胜常常为秦国侵灭各国开脱,当时秦大将王贲攻魏,魏王假派人与齐结好,共抗强秦。但后胜由于受了秦国贿赂,于是劝齐王建:不要答应与魏的联合,不要惹恼了秦国,以免引火烧身。胆小怕事的齐王建听信后胜的话,果然没有答应魏国的请求。王贲很快消灭了魏国,立为三川郡。
  齐王建六年(公元前259年),秦攻赵、齐与楚出兵相救,但赵国无粮可继,向齐国借粮,齐国没有答应借给他,可见这次与楚救赵也是做做样子而已,结果长平一役,赵军大败,秦将王翦坑杀赵国降率40万人。秦国不断进攻韩、魏、赵、燕、楚等五国,齐国不但不救助五国,秦每灭一国,齐还派人到秦国表示祝贺。王建十六年,秦国灭掉了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齐国在昏君王建、奸臣后胜统治下,也没有任何的表示,这与当年齐国先君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时代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秦国为了瓦解齐国,派人给后胜送了大批金银财物,后胜就派了很多人到秦国的客卿,这些人接受了秦国的贿赂,都为秦国的利益说话。
  齐王建二十八年,齐王建要入秦国朝拜、雍门司马问道:“扶立君主,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君主本人?”王建说:“为国家”。雍门司马说:“为国家而立君主,君主为什么抛开国家而去朝拜秦王呢?”王建只好还车返回齐宫。即墨大夫听说雍门司马劝止住了王建去秦,于是进谏说:“齐国地方数千里,战士数百万。韩、赵、魏的官员多不愿降秦,他们聚集在阿、鄄之间,大王可以招收他们并给他们配百万之众,使之收复三晋故地。这样,临晋这个关就可以收入。鄢郢的官吏不肯降秦,他们聚集在城南之下。大王可以招收他们,并给他们配以百万之众,使之收复楚国故地。这样武关可以收入。这样,齐国的威强可以再立,而虎狼之秦可以消灭。抛弃南面称王的尊严而甘心西面事秦,我想大王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齐王建不听,终于入秦,秦王在咸阳置酒招待齐王建。
  齐王建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国。齐王建三十八年(公元前228年),秦灭了赵国。齐王建三十九年,秦国破燕,燕王逃亡到陈。四十一年秦灭楚。四十三年,秦王拜王翦的儿子王贲为大将,兵渡鸭绿江,围平壤城,虏燕王喜,灭燕国。接着移师西进攻代国,代王嘉自杀。代王是承赵氏统绪和守赵氏宗祀的唯一宗嗣,代王嘉自杀国除。
  王贲灭赵之后,飞书报捷至咸阳,秦王赐王贲手令说:将军一出兵,就荡平了燕、代两国、横扫两千余里,与你父亲王翦将军的功劳,不相上下。但是从燕到齐,是回师的顺路,齐在、秦国的一统江山就象人缺一条臂膀。愿将军奋其余威,一鼓灭齐。王贲于是挥师南下,取燕山,望河间一路南下。
  公元前221年,王贲率军击齐,齐王建由于听相国后胜之言,相信齐秦交好,秦国不会灭齐,等到听说五国全部被消灭时,心中恐慌,才开始发兵守西界,防止秦兵侵袭。但是想不到王贲大军从北方顺势南下,兵过吴桥,直犯济南。齐国自王建即位,四十多年,不受兵戈,军事战略全无,士兵久不操练,全无战斗防守能力。王贲虎狼之师由历下取淄川,直达齐都临淄。所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齐王建听后胜之言,只得束手投降,全城百姓虽怒,但也无人敢出来争斗。王贲兵不血刃,两个月之间,全部占领了齐国领士,秦王闻捷大喜,传令说:齐王建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现在将士拼命征战。齐国被我消灭,本应把齐国君王全部折首,姑念王建四十年来对秦的恭顺,免王建死罪,可与妻子迁往共城,每天供应一斗粟,让他活命。后胜误国,就地处斩。”王贲接命令斩了后胜,这个贪贿误国的奸臣,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战国策·齐策》中《齐王建入朝于秦》记载:秦使陈驰,引诱齐王建到秦国去,并答应给他五百里的封地。齐王建不听即墨大夫兴兵抗秦的劝告,而听信陈驰的话,于是西入秦,被囚在共城松柏之间,饥饿而死。
  被迁共城的齐王建,住处偏僻,只有茅屋数间,四围松树森森、无人居住,王建上下也带了几十口人,只靠斗粟不能吃饱,于夜间又饥又冷,听四周松涛阵阵,更感凄凉。想当初为齐王可等富贵,悔不该听信后胜之言,成了亡国贱俘,受此饥寒,生死难料。不数日郁郁而死,从人俱逃。齐地人听说王建被俘寒饿而死,编了一首歌唱道:
  松树啊,相树啊!
  饥饿时不能当饭!
  谁使齐王建到了这种地步啊!
  可叹的是他自己用的人不贤!

  二、齐国衰亡的原因探析

  本来有条件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帝国的齐国,在最后一代国君齐王建的昏庸和奸臣后胜的贪贿谄媚之中灭亡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谁来统一中国,齐国为什么从春秋五霸之首,战功七雄之冠的泱泱大国被强秦所灭,是应该从各方面探讨其历史原因和教训的。
  《淮南子·泰族训》云:“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这说明前人早已从政治上探讨齐国灭亡的原因了:较为直接的近因就是齐王建不任用贤人,又昏庸无能,一味听从奸臣宾客的诡言诈计,所以造成了齐国政治上两方面的失败:一是对外迎合了秦国:“远交近攻”的策略,破坏了合从亡盟,失去了其他诸侯国的支持,给了秦国各个击破的机会;二是离间了君臣关系,涣散了内部的战斗力,使堡垒从内部不攻自破。更为间接的远因则是齐国自闵王晚年,自己破坏了历代先君的尊贤尚功、兼听广纳的优良传统,骄暴好色好乐,穷兵黩武,致使国贫民弊,贤士外流,使国家从政治、经济上强大而迅速跌入谷低。襄王嫉贤妒能,使破燕复齐,功盖千古且忠勇刚直的安平君田单无法安于齐国,不得不避祸赵国。西襄王死,王建立、君王后掌国事,也缺乏远见卓识和振兴齐国的胆略,所谓“事秦谨,与诸侯信”实际上是一种苟求自保的错误政策,为王建的先降后亡埋下了祸根。
  其次,前人还从军事上探索了齐国灭亡的原因:“后胜相齐……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在列国纷争的时代,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不修守战之备,不助五国抗秦,无疑是齐国最终灭亡的军事方面的原因。
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还会发现,决定政治、军事因素的根本在于文化观念的差异。
  (一)齐俗尚侈西秦作尚朴。
  《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公以齐地负海澙卤,少五谷向人民寡,乃劝其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剩面人物辐辏。后四十年,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齐国在创业之初,由于自然条件限制、生产不发达、民风尚为俭朴,后来随着生产力日益发展,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奢侈浮靡之风,渐及全国,这个奢侈之风的源头,可能就是“身在陪臣而取三归”的管仲。《列子·杨朱》篇中说:“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在管仲的推波助澜下,齐国的奢侈之风一步步升级,到战国时期,奢侈之风,愈演愈烈,在民间也有了广泛的市场。张仪说齐王时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而《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由此可见当时的齐国到处弥漫着一派玩物丧志,不思征战的风习了,这种民风直接影响到国防的安全,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国君“不修守战之备”、老百姓则完全丧失战斗性,当秦国大军压境时,就出现了“民莫敢格者”的结果。
  而秦国的情况与之相反。据《苟子·强国》载:“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因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力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孙卿子所见到的秦风民俗,质朴清雅,穿着从容有常无奇装异服。这样的民风就会使“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就会使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 (同上)。这样,也就会使老百姓形成“修习备战,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出·地理志》)的风习。朱熹说“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诗集传·秦风》注)这就无疑会大大增强秦国的兵员素质和在战场上的战斗力。齐、秦风俗民习对其在统一中战斗力的不同影响于此可略见。
  (二)齐人贪利与秦人好功。
  齐人立国之初,太公首封,治齐以尊贤上功为尚,对齐国的立国施治起了重大的作用,也形成了尊贤上功的优良传统。但到中后期,由于经济发达,奢侈之风的影响,又加上地处中原东陲,不诸侯各国互相攻伐的形势下。“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齐人的重功传统逐渐被趋利所代替,并向私利和唯利发展。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胜过了对军功的向往。朝野上大形成一种追名逐利之风。“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荀子·强国》),而卖国求利之徒直接断送齐国的命运。后胜受金误齐,齐不贷粟于赵使赵败亡都说明了这一点。
  而秦人重军功,上耕战,立法度,修战备已成共识,本来秦地处西陲其风俗就有浓厚的戎狄特点,“其人不让,皆有斗心。” “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思。” (《吕氏春秋·高义篇》)是其特点。特别是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后,更是“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秦国统治者用军功,物利鼓励人民作战生产的办法,激励了秦人勇敢杀敌的热情,使秦军成为当时作战最勇敢,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使秦国在战国末期那样列国纷争的局面中,具有了取胜的优势。
  (三)齐贵黄老、阴阳之学与秦重法制。
  黄老之学崛起于齐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最初它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宣称田齐是黄帝的胤胃,为正名分作为维护田齐统治的思想武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提出“因道全法”的思想,指出“道”是“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的静因之道,宣扬效法天地,因任自然作为至高准则。这种学说对战国后期当时处于列国纷争。一切效胜于战场的社会环境中的齐国,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涣散民心,衰败士气的毒剂,直接影响到齐国地综合国力维护。
  在战国后期齐国还有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它讲求“五法始终”、“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兹。”(《史记·封禅书》)邹衍之语,多为“怪迂之变,”是些“闳大不径”的话,距现实较远,使人们往往难于推诚置信。同时,他的“五德始终”之说,把朝代交替,统一的成功,看成上天的安排。这在当时,群雄竞战、列国纷争的形势下,实际上是涣散了齐国的军心和民心,对齐国的统一事业是大有其害的。黄老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更直接的是大量神仙方士的产生给齐国社会造成的影响,“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 (《盐铁论·散不足》),大量迂怪、阿谀之徒的产生和国人都放下锄头,不事农桑,专务空谈神仙之风,使齐国在群雄争霸中,从思想上自我解除了武装。
  而秦国的社会思想却呈现另一种景象:他们君王专制、中央集权、重势尚刑。在思想上主张排斥百家,实行文化专制,崇尚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表现出强烈的轮伦理,重实利的倾向。这种倡专制,重法术、尚功利、提倡严刑峻法的思想,在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在那种军事胜负压倒一切的情势下,无疑是一种极合时宜的思想利器。大大地加强了思想的统一,步调的一致,大大提高了秦国的战斗力。
  基于上述分析,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先灭掉韩魏燕赵等五国之后,再来攻打孤立无援的齐国,齐国又是朝无贤臣,野无精兵,人心涣散,就只有先降后已的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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