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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三为稷下祭酒

荀子三为稷下祭酒

时间:2004-09-22 17:11: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  荀子,名况,字卿,别为孙氏,又称孙卿,尊称荀子或孙卿子。战国末期赵国郇邑人,关于荀子的生卒年代,史无确载,据生平事迹推算,荀子约公元前328年前后生于赵国郇邑,公元前234年以后一、二年内老死于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其一生主要活动于齐稷下学宫,并三为“祭酒”。此外游过燕、赵、秦、楚。两次为楚兰陵令,著有《荀子》三十二篇。他的学说遍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教育学、军事学等各个领域。他立足于儒道,汇通百家之学,成为先秦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一、荀子与稷下学宫

  (一)始游稷下
    关于荀子始游稷下史存两说。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刘向《孙卿子叙录》云:“齐威王、宣王之时……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来游学。”所谓“有秀才”,乃有少年优秀之意,不符合年在五十人的特点。而应劭《风俗通义》云:“齐威王、宣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年十五始来游学”说,多为今人认可。钱穆先生在《荀卿年十五之齐考》中说:“曰有秀才,此少年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曰始来游学,此对以后之最为老师而言,谓卿之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且荀卿于  王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据此,则荀卿之齐,其为年十五明矣。钱先生的分析,甚为合理,足以辨明“年五十”之误。可见,荀子是公元前314年来齐游学,是年为齐宣王七年。
荀于在稷下学宫游学期间,有机会听取各学派名师的讲演,从而从多方面了解和掌握他们学术观点,而不受一家的局限。
  (二)离齐赴楚
    荀子离齐,与齐国的内外政策有直接关系。齐  王末年,  王昏暴,穷兵黩武,四方用兵,得罪诸侯。《通鉴》云:“齐湣王灭宋而骄,乃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狐正议,斩之檀台;陈举直谏,杀之东闾。”《盐铁论·论儒》篇云:湣王矜功不休,百不被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而孙卿适楚。”当齐国处于危亡之际,荀子曾向齐国当局进言,但不被采纳,不得已而离开了齐国。他在说齐相时指出:“今巨楚县(悬,立在)吾前,大燕蹲吾后,劲魏钩(箝制)吾右,西壤之不绝如绳(处境险);……是一国作谋,则三国必起而乘我。如是,则齐必断而为四三,国若假城然而,必为天下大笑”(《荀子·强国》。荀子清醒地看到了齐国危亡的处境,进谏不从,便离开了齐国。时年43岁,这次在齐达28年之久。果然不到一年时间,燕上将军乐毅帅燕彪、韩、魏、秦五国之师,攻下齐国七十余城,陷临淄。齐  王逃亡到莒邑,破楚将淖齿所杀。
    (三)稷下三为祭酒
  荀子在楚,正逢秦国攻楚,取郢都,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仓惶迁都于陈。荀子再度来到齐国。时在公元前279年,田单破乐毅,逐燕军,复齐国以后,齐襄王重建稷下学宫之时。《史记·孟荀列传》曰:“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司马迁和刘向都说荀子五十游学于齐,大概指的就是这一次,只是并非始来。这时荀子在学术上已经成熟,成为最有学问,且较年长,最受尊宠的学者。故称“最为老师”,并曾“三为祭酒”,祭酒本是祭祀活动中的一个环节,由于古代飨宴酹酒祭祀必由尊长或老者一人举酒祭地,这位尊长或老者便沿袭为祭酒。到汉代进一步沿变为官名,汉平帝时置六经祭酒,位上卿后又置博士祭酒,为五经博士之首。“三为祭酒”即言荀子三次担当学宫领袖的重任。他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聚人徒,立师学”。他的弟子韩非曾说“儒分为八派”,其中一派便是“孙氏之儒”,即荀子学派。
    (四)再次离齐赴楚
    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年),荀子应聘,西入秦,在秦不被用,荀子转而至赵。在赵“卒不能用”,故于公元前264年,齐王建新立之时,又回到齐国。这时他已64岁。不几年、遭谗,遂再次离齐赴楚。时楚公子黄歇(即春申君)相楚,好宾客,遂以荀卿为兰陵令。因有客谗荀卿于春申君,荀子被辞,离楚至赵。
    当时,赵国以平原君为相,门客也达千数遂纳荀卿为客,公元前251年,平原君卒,于是荀子再次至楚任为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春申君被李园所杀,荀子被免职,遂定居兰陵,直至老死。
    荀子一生。享年90余岁,15岁左右来到齐国,70岁左右离开齐国,其间虽然先后到过楚、秦、赵,但都没有多少时日。可以说荀子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齐国度过的,他学于稷下学宫,成熟于稷下学宫。他把最宝贵的年华贡献给了稷下学宫。他在稷下学宫百家争鸣的氛围中接触并研究了当时各家政派与学派的主张。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以敏锐的眼光,深邃的理论思维,磅礴的气度,对于先秦学术百家之说,进行了批判和总结,尤其对于先哲孔子创立的儒学,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创立了稷下儒学。齐文化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同时他也丰富和发展了齐文化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荀子的思想

  (一)自然观
    在先秦长久存在着尊天思想并居于支配地位,在这样一个总的思想背景下,荀子独树一帜,提出了“天人相分”的观点,第一次以系统的理论阐述了天是自然界的思想。这是荀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具有划时代性质的贡献。
    首先,荀子认为天是存在于人周围的整个自然界。他说:“列星随旋,日月递  ,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阶在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天论》)。这就是说,天不是虚幻无实的神奇世界,而是由群星往复运行、日月交替辉映、四时更迭不止,阴阳造化一切,风雨遍施各方等一系列自然现象构成的物质世界。
    其二,天有常道。荀子认为:整个自然界无一不在运动变化,而引起变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内部矛盾。他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礼论》),这就从根本上改变排除了造物主的存在。基于上述认识,荀子又进一步指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也”(《天论》),常道、常数,即指恒常之道,即规律性。
  其三,明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他说:“沿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天论》)。这就用事实论证了社会的治乱并非由自然条件所决定,而是应当从社会自身寻找原因。荀子阐明,“天人之分”饼不是要人们置于自然界之外,而并是主张要积极地利用和改造自然,他说:“大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充分肯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天论》)在这里,荀子既肯定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又强调了人的主体性。人们应该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使自然为人的利益服务。荀子这种唯物主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的提出,在先秦思想史上是划时代的。这是中华民族认识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荀子的天人关系之论,是先秦哲学思想的最高成果。
  (二)性恶论
  荀子是一位性恶论者。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性恶》),荀子认为人生来就有“好利疾恶”和“好声色”的本性。如果这种“恶”的本性不加以节制,就会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破坏。
  荀子承认人的性恶,但他又承认人性可以改变。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人在后天形成的种种人格品质,是社会生活与教化的结果,皆来自人为,故称之为伪。荀子所谓的伪,不是虚伪之伪,而是人为、作为的伪。“化性而起伪”(《性恶》)的过程,也就是使人性适合于社会规范的过程。因此最重要的就是社会规范的制定与推行。他说:“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有之也。”(《性恶》)。荀子认为,圣人和庸众,其生物本性是相同的,所不同而又优越于庸众之处,在于圣人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生性,制定出礼义法度,自觉地遵行社会规范而达到美俗美政。广大群众虽不能制定礼义法度,都可通过强学和思虑而知礼义、守法度,这就是化性起伪的过程。“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人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化性起伪的目的在于向善与求治。
  荀子的性恶论是对孟子性善论的直接批判。他说:“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性恶》,荀子批评孟子既不懂人性,又混淆了性伪之分,从而不知化性起伪的重要,“故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性恶》)。荀子更重视社会的综合治理,而孟子则注重个人的自我完善。荀子的主张更具有现实性。黑格尔说:“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荀子讲的“化性起伪”,是地主阶级封建伦理学的重要思想基础。我们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名言来研究荀子的人性论,它确有较高的思想价值。
  (三)经济思想
  荀子在稷下学宫长期讲学著述外,还关心现实,探索当时社会经济的兴衰决定国家强弱的规律。可以说,他的“富国裕民”的经济思想,就是为解决国计民生的问题而拟定的经济纲领。
  荀子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必须通过“裕民”的政策使百姓先富起来,百姓富裕了,国家才能富裕。荀子指出,“裕民”才能扩大再生产。他说:“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荀子·富国》)。
    荀子强调“以政裕民”,必须实施相应的若干政策,如“农分田而耕”,就是裕民的前提条件。此外还要实行其他政策加以配合,“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富国》)。这些都是直接有关减轻赋税徭役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
    在“富国裕民”的总方针下,还提出了“强本节用”、“开源节流”的两项财经政策。
    荀子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天论》)。所谓“强本”,就是加强农业生产,使农民“分田而耕”,建立小农经济,实行多种经营,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供人们生活的需要。“强本”不仅可以使五谷一年两获,而且使副业得到发展。如搞好“瓜桃枣李”、“荤菜百蔬”、“六畜禽兽”、“鼋、鱼、鳖、鳅、鳝”和“飞鸟凫雁”等多种经营,增加食品品种;发展“麻葛、茧丝”的养殖,加工“鸟兽之羽毛齿草”,就足以作衣物之用。这实际上揭示了以农养副、以副促农的生产规律。
    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要求统治者要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要做到:“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加强农田的耕种和管理,使农民安心生产:“相高下,视肥  ,布五谷,务农功,谨畜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加强山林薮泽的管理,保证林渔及时供应,“修火宪,养山林草木鱼鳖百素(蔬),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王制》)。这些论述总结了农业生产中一些带规律性的问题。
  荀子在重农的同时,他对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也是充分肯定的,他认为铁工、木工和陶工等制造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器有利于农业生产,能够使“农夫不所削,不陶冶,而足械用”(《王制》)。他强调手工业产品要讲究质量,才有利于增加财富:“百工忠信而不  ,则器用巧便则财不匮矣。”(《王霸》)
他肯定商人具有“流通财物粟米,无有滞留”的交换作用,要求统治者为发展商业提供方便条件:“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王霸》)“使商旅安而货财通”(《王制》)。这样,就能开辟一个统一的广阔市场,使四海之内的所有物资都可相互交流,“天下之所复,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王制》)。同时,各行各业的人们都能得到自己所需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即“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所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为猛矣,然君子而用之。”(《王制》)
    所谓“节用”,不是消极地省吃俭用,而是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财用于生产投资。荀子认为要使消费与生产保持平衡,就必须“使欲必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即是说,人们的欲望不要超过物质所能满足的限度,同时使物质不至于被人们的欲望所用尽。要做到这些,就要“节用以礼”,人们要按照“礼”所规定的不同标准去消费。
    所谓“开源节流”,是从生产与财政收支的角度提出的。因此他要求统治者要珍惜农时,开发财源,缩减开支,使“上下俱富”;相反,官府只求堆积粮食,不管田野抛荒,国家只求聚敛钱财,不管百姓死活,这是自伐其本,自竭其源,必然“下贫则上贫”,不需多久,国家就要灭亡。
    荀子的“富国裕民”之道,是从理论论证建立统一的封建制度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治国思想
在战国末期,究竟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治理国家,国家才能安定,强盛,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荀子努力探求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认真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并吸收齐文化中的治国思想,提出了“隆礼至法”的治国主张。
  他明确指出:“隆礼至法而国有常”(《荀子·君道》)。首先,荀于是重礼的,把礼摆在治国的首要地位。他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议兵》)。又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大略》)。“礼者,政之鞔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大略》)。以此强调以礼治国,是国家得以安宁强盛的根本措施。
    他强调礼对于别贵贱和贫富的作用,并认为礼能保证在贵贱有等,贫富不均的社会中,人人都能安然处之,而保证社会井然有序。他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富国》)。
    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也需要把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伦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对此,荀子作了反复的论述。“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不偏。请间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请问为人父?曰:宽惠而有礼。请问为人子?曰:慈爱而致恭。请间为人兄?曰:慈爱而见友。请间为人弟?曰:敬诎而不苟。请问为人夫?曰:致和而不流,致临而有辨。请问为人妻?曰: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竦也。”(《君道》)
    荀子也是重法的。他认为“法者治之端也”(《君道》)。这即是说,它和礼一样,法制是治理国家的根本。“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民也”(《王制》),王者的法令,按等级规定赋税,处理好民事,利用万物,来养育广大人民。
    荀子礼法并举的治国思想有别于孔孟的治国主张。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成相》)。这段话概括地反映了他关于礼治与法治结合的思想。他从:“人之性恶”出发,认为“圣王之治”必须“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性恶》)
    荀子强调礼,治国礼主法辅。他说的礼,已成为立法与道德的依据,故称:“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道德之极”(《劝学》)。礼统率法但不能代替法。因为礼规定的主要是人的不同等级享有的权利,而法则是规定人的行为准则和制裁方法。法分赏罚,“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王制》)赏合其功,刑称其罪,都有一定的规定。礼治与法治的结合,使统治者既有道德之威,又有暴察之威,就可以做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君道》)这是国家达到大治的重要政治手段。荀子的这一治国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承继,其实用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五)教育思想
    荀子在稷下学宫长期为教形成了在当时可称为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下面分述之。
    1、教育作用、内容和目的
    荀子认为人的良好智力和行为都是由学习,即受教育而来。他说:“木受绳则直,金就  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他还说:“干越(春秋时国名)夷(古代华夏人对异族的污蔑称谓)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劝学》)。这里荀子强调了人的认识、风俗、习惯都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他还说:“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学》)。这是荀子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学习和教育的作用。这就是说,通过学习和教育,人的知识和德性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就能一代胜过一代。
    总之,荀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改变人性,经过长期的改造不再回复其本来面目,这与孟柯宣扬的教育的作用在于恢复人的本性是不同的。
    就教学内容而言,荀子继承了儒家的传统,以《诗》《书》、《礼》、《乐》、《春秋》为教材。但他特别强调礼。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在这里他已经把“礼”的含义而赋予新的内容,要求人们学习,遵守法律纲纪,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其教育目的,就是教人学礼义,为君子,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这自然在封建制度下,到维护政权稳走社会秩序的作用,达要了当时旨在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2、教育原则和方法
    荀子十分强调学习。他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劝学》)。通过学习,知识就会不断更新,人们就会不断进步。
    在学习上,他强调“实”,即实事求是,“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以自诬,外不以自欺”(《儒效》)。他认为学习要持老实的态度,不要弄虚作假,装腔作势。不懂装懂,是自欺欺人。在学习上,他也强调“积”。他认为,学习有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要靠日积月累,不能一蹴而就,因而不可操之过急。他说:“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蚊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劝学》)。他还说:“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儒效》)。荀子这种“积”的观点,已初步具有量变引起质变的思想萌芽。在学习上持之以恒,要孜孜不倦,刻苦钻研,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在《劝学》中说:“锲而不舍,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在学习上,他还强调“专”。他认为学习要专心致志,精力集中,全神贯注,不可一心二用。他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  渭之事者,无赫赫之功……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劝学》)。这几句强调的是,对学习不专心致志,就不能达到融会贯通,不埋头苦干,就不能得到显著的成绩。
  荀子不仅十分重视“学”,而且十分强调“行”。他对人的认识和实际行动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儒效》)。他又说:“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儒效》)。有了知识,不去实行,知识虽多,也没有用处。他强调“行”,说明他的认识论已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认识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他认为“学至于行”就停止了,这说明他的认识论还是有局限性的。但荀子指出行动在认识中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
  荀子不仅重视为学者的主观努力,在获得知识、提高德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重视客观环境对他们的重要影响。他说:“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土,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劝学》)。在这里荀子强调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有重大影响,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
    3、教师的作用和修养
    荀子对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视。他说:“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修身》)。可见荀子是要教师忠实地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礼”服务的。有时,他甚至把教师的地位放在礼义之上,他说:“学之经(径)莫速乎好(敬爱)其人(教师),隆礼次之”(《劝学》)。学习的途径,没有比敬爱贤师更快的了,其次是尊崇礼法。在他看来,尊师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他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大略》)。对于一个人来说,“要是向师长学习,就能遵守法度而聪明,就能很快明白事理;勇敢的,就很快有威严;有才能的,就很快得到成功;精明的,就很快通晓知识;能言善辨的,就很快形成完整学说。”(《儒效》)。反之,“人要是不向师长学习,聪明的,就一定会很诡诈;能言善辨的,就必定流于荒诞。”“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者,人之大殃也”(《儒效》)。
    他还认为,师是一切行动的准则。他说:“言而不称师谓之畔(叛),教而不称师所谓之倍(背),倍畔之人明君不内(纳),朝士大夫遇诸涂不与言”(《大略》)。
    由此看来,荀子的“师道”反映了已经掌握政权的封建统治者企图通过礼法与师道的结合去实行专制统治的要求。
    荀子在教师修养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意见。他说:“师术(标准)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谦虚)可以为师;耆(六十岁)艾(五十岁)而信,可以为师,诵说不陵(不超过学生接受能力)不犯(不犯礼),可以为师;知微(精)而论(讲透),可以为师”(《致仕》)。这就是他特别重视教师的品格,丰富的经验,循序渐进的教法与精微的表达能力。他所说的“博习不与”,不是说教师不要博习,而是说做教师光博习还不够,重要的是符合这四条标准。这是荀子长期为师的经验之谈。
    4、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
    荀子认为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彻底改变人的感情,培养高尚的德操,以使之合乎礼法的要求。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劝学》)。“君子认为学习得不全面不精粹就不能称为完美,所以按照学习的程序去读书,并把它们前后连贯起来,认真思考所学到的东西,使之融会贯通,按照老师的榜样去身体力行,除掉不合礼法的过失,树立培养高尚的道德。这样通过学习,使自己只喜欢看与听关于礼法东西,说和想关于礼法的事。这样就能做到不为权势利禄所动摇,正是心有主宰,不因外界事物的干扰而改变。从生到死都坚守着礼法,这就叫具备了高尚的德操。这也就达到了他所理想的培养目标,实现了他的教育目的。
  此外,他要求学生必须恭恭敬敬地对待老师。在老师面前,要做到“礼、恭”“色从”“辞顺”。这和他的尊师重道的思想是一致的。甚至对于学生平时的穿着仪容都有明确规定。他说:“其冠进(帽子向前戴),其衣逢(衣服要宽大),其容悫,佺然(朴实的样子),然(温顺的样子),辅然(亲近的样子),端然(端正的样子),察然(态度明朗的样子),洞然(恭敬的样子),缀缀然(规规矩矩的样子),瞀夕然(尊重别人的样子),是子弟之容也”(《非十二子》)。这些要求,实在可以视为荀子给学生制定的守则。
  总之,荀子的教育思想适应变革的时代要求,而在与诸子论辨过程中,并吸取总结了前人的经验,是逐步得以完善、系统起来的。其中有不少观,点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在当时有着积极进步的作用。其某些教育原则和方法,在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和足以借鉴发扬的新意义、新精神。
  从荀子的生活道路和荀子的学术成就来看,荀子和齐国稷下学宫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大繁荣的标志,这是荀子学术思想发育的摇篮,荀子在这种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中受到熏陶和锻炼,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论家和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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