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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游齐与齐鲁文化交流

孟子游齐与齐鲁文化交流

时间:2004-09-22 17:11: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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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名轲,战国时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自幼习儒,受业于子思门人,学成,是战国时期孔子思想最有影响的继承人,孔子思想的解说、修正、传播者,史称“亚圣”。他于齐威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30年)至齐宣王九年(公元前312年)十八年间,三次往返于齐,曾与威、宣王多次论政;居稷下学宫讲学授徒,从而对齐鲁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孟子游齐概述

  《孟子家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载:“孟子三十四岁讲学于邹鲁之间,三十六岁收齐人公孙丑、曹交为徒。”他在教授传播孔子所创学的过程中,随着实践、创新,把孔子的仁学思想与政治相结合,提出了“仁政王道”之说。于是,就需要寻找地方,作为他推行“仁政王道”的实验地。恰在这时,齐国富兵强,破魏于马陵,称雄列国,更重要的是为招揽天下贤士,创稷下学宫,集百家于齐都临淄,“不治而议论”,从而使齐国成了列国中人才最集中、思想言论最自由、学术气氛最活跃的地方。孟子对此,十分赞赏,认为这里便是他推行王道最理想的地方,他说:“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远达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莫能御之矣。”“以齐王,由反手也。”(《孟子·公孙丑上》,下引《孟子》只注篇名)在他看来,以齐现有之国势,只要行王道,称王天下易“反手”。于是,齐威王二十七年(元前330年)他由邹启程,开始了游齐之旅。他经由平陆(战国齐邑,今山东省汶上县北)于次年,到达齐都临淄。
  孟子入齐后,先进了稷下学宫。从当时的情况说,在稷下学宫中,各学派均自立其说,儒法乃是两个对立的学派,所以,孟子一入学宫便遇至汀淳于髡辩难:淳于髡问孟子:“男女之间,不亲手递接东西,这是礼制规定吗?”孟子回答说:“这是礼制的要求。”淳于髡又问:“要是自己的嫂子溺于水中,那么,是不是要伸手救援她脱险呢?”孟子再回答说:“嫂子溺水,不伸手去救援她,是豺狼般的行为。男女之间不亲手接递东西,这是礼制的规定;自己的嫂子溺水伸手援救,是权变的做法。”(事见《公孙丑上》)权变而应时势,这是齐文化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孟子所反对的“霸道”的做法。在这里,我们看到孟子也取“权变”之为,可知他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接受“霸道”,这也许是孟子思想开明的一面,说明他对不同学派之长,是取接受态度。
  第二年,孟子进见了齐威王,他以仁政说齐威王行王道,以德服人,勿施暴力,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尽心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离娄上》)燃而,当时齐威王破魏却楚,正欲以军事统一天下,故而对孟子的仁政王道一点不感兴趣,对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天下方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盂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孟子见齐威王不用他的王道,心生去意。听人说宋国有意施行仁政王道,即于齐威王三十年离齐入宋。
  孟子入宋,仍不得用,又去滕。滕文公“馆孟子于上宫”(《尽心下》),孟子与言“仁政”,并及“小国事大国”诸论,滕文公没有留用他。时梁惠王数败于军旅,因而卑礼厚币招纳贤士,孟子遂入梁。孟子见梁惠王,与之论“仁义”,言“王道”,言辞间流露出反对法家、纵横诸说,故仍不对梁惠王的需求,说他“迂远而阔于事情”,婉言谢绝了他。
  时齐威王卒,宣王即位,“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稷下学宫复盛且教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稷下学宫盛况和齐国称雄列国的国势,吸引孟子二次游齐。这个时候,孟子已誉享列国,来齐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齐宣王亲迎至下邑崇地,接他入临淄,延至国宾馆——雪宫,并给以上大夫的待遇,《盐铁论·论儒》:“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在这段时间内,齐宣王多次与孟子论政:孟子宣扬仁政王道,论“与民同乐、同忧、同利”,论“尚贤”、论“君臣关系”、论“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论据充分,言辞锋厉,有时使宣王无言以对而。‘王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这时孟子产生在齐久留的念头,遂于齐宣王三年迎母仉氏就养于齐。次年,盂母仉氏病卒,孟子扶柩返邹,居家守丧。
  齐宣王七年(公元前314年),孟子终三年守丧之礼后,第三次来到齐国,意在继续推行他的王道。齐宣王不接受他的王道,却对其礼治主张甚感兴趣,遂提出,给以万钟的费用,请他在临淄城内办学,用他的礼制教学子,育国人,优化齐之国俗。然而,因此安排距所以王道安天下的欲望太远,“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岂谁。”(《公孙丑下》)遂又产生了去意。他的弟子问他为什么要离齐?孟子回答说:“迎接时能尽敬意并十分有礼貌,进言君主即忖诸实施,就留下来;君主的礼貌尽管没有失掉,可对于其进言却不能实施,就离去。”(《告子下》淳于髡听说孟子要离齐,见孟子说:“位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仁者固如此乎?”(同上)孟子回答说:“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而去……予不得己也。”(《公孙丑下》)从这里我们看到,孟子去齐是心怀不情愿而又不得不然之举。所以,他行至临淄西境  邑,逗留三天不行,仍盼望齐宣王能派人赶来挽留他。三天过去了,宣王对他的离齐没有一点行动,“然后浩然有归志,”(《公孙丑下》)离齐返邹。是年孟子六十一岁,齐宣王九年。

  二、孟子游齐,对齐鲁文化交流的贡献

  孟子前后在齐国居留了十四个年头,虽然他以王道说齐王未获得成功,但他目睹了临淄盛况,在稷下学宫讲学、授徒,与不同学派辩难、交流,从而传播了儒家思想,同时也吸收了各学派之长,促进了齐鲁文化交流。
  1、 从尊王贱霸而至于认同霸道“假仁不归”即为“仁”。孟子从仁政观点出发,主张以德服人,反对暴力行为。他说:“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离娄上》)“以德行仁者王”,(《公孙丑上》)从而确立了他尊王贱霸的基本观点;沿此,他反对一切战争,说“春秋无义战”。他来到齐国后,亲眼看到这里虽行霸道,却同样不鲜仁德。他从齐国史料中看到,姜大公主张“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德之所在,天下归之。”(《六韬·文师》)至管仲相齐,以“仁、义、忠、信、勇、谋”为“六守”,“礼、义、廉、恥”为“国之四维”,并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六守·牧民》)把仁义放在了关系国家存亡的位置上。更值得特别一提的是,齐桓公创霸业,于葵丘会盟诸侯时,宣读誓词称:“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举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心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采,无有封而不告”。(《告子下》)从这些资料和齐国盛况的现实中,孟子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在推行霸道的齐国,不仅同样倡行仁治德政,并且倡慈孝、重贤才、信宾旅、彰有德、利百姓,对比他推行的王道:“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梁惠王上》)内容无多少大的差别。于是,他对待霸道的态度,再不是不屑一言了,遂在他原论:“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后边又加了新的论点:“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尽心上》)他承认了,霸者一直推行仁政而不易行,其实就是仁政了。在这时,他对霸道的实践意义与合理性,作了正面地肯定。
  在他对霸道有所肯定的同时,战争观也随之有所转变。他原对诸侯间的战争,一律视为暴力不义行为,他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上》)当他居齐十有余年之后,遇到燕王哙让国予相国子之而引起内乱的事,燕内乱数月,死人数万,百姓苦不堪言。齐王欲乘机谋燕,问孟子道:“燕国可以伐吗?”孟子回答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人有这样做的,就是武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人也有这样做的,就是文王。”(《梁惠王下》)在这里孟子所表示的态度是受到民欢迎的征伐,可以进行,古已有先例,因为这是救民于水火的战争,是义战。这时,孟子已不是反对一切战争了。这是对他原战争观的一大修正。
  2、由“君君”而至于轻君重民。“君君”,在当时是视为礼仪中的重中之重。齐景公问政孔子,孔子只回答了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儒家的观点中,君是至高无上的,违君,就是“犯上作乱”,犯罪。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君君”思想,不能不承认他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修正,但原则并无大改变,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国人。”(《离娄下》)从这晨我们看到,孟子把君臣说成了心腹手足的关系,是一体而不可分。若是君不正确对待臣,臣有权视他为普通的人。《梁惠王上》载:孟子曰:“保民而王。”要王天下,必须得到民的拥护。但他同时又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滕文公上》)把民被统治,说成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在齐国看了法治者的主张是“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管子·任法》)等资料,在法面前,君民同视,从而形成了齐民“志高而扬”的和谐局面。对比儒家刑不上大夫,君在法上的礼制,感到齐国法治更有其公平性、合理性,从而对儒家的君臣观作了原则上的修正,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上》)之说,并主张对无德庸君,可以废黜,“君有大过则谏,反复而不听,则易位。”(《万章下》)这是对儒家“君君”思想的一大突破,也是受齐文化影响而然。
  3、孟子礼治思想,与稷下学宫法、道思想融合,形成了最切合战国时期实用的新学——黄老之学。齐国自有礼治的传统,《管子·牧民》载:“礼义者,人民之神也。”晏婴相齐景公,曾人鲁间礼,可知他们都尚礼治。晏子认为,只有用礼明等级、正名分、别上下,才能使臣顺民恭而安。但齐国的礼治思想,对比儒家的礼治思想又有原则的不一。《管子·任法》指出:“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这就是说,法居于本的位置,而儒家的礼治思想,则表现为以礼为本。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  且格。”(《论语·为政》)孟子沿此说而来,他说:“无礼仪则上下乱”(《尽心上》)“上无礼,下无学,贼民乱,丧无日矣。”(《离娄上》从这些论点中我们看到,儒家主张是以礼为本。他们也知道法是治国不可少的,但法要在周礼的框架之内行施。孟子入稷下学宫,使这两种思想发生了正面碰撞,进而互补、融合,纳法于儒,或称之谓引儒入法,并吸收另学派之长,从而形成了黄老学派。
稷下黄老学派,托名黄帝、老子,创造性地把儒家的礼治思想揉进了齐法家思想之中,又吸收了道家思想,据道论法,以法求治,但又不排斥仁义礼乐;扬弃老子拒斥礼、法消极无为思想成分,克服法家专任刑罚的弊端,吸收儒家礼治思想,提出治国不仅要“任法”,还要“据礼”、“行德”的主张,至于君之为政,主张“君无事臣事事”。此作为治国的基本手段看,是当时新兴的封建制国家治国方略最有现实价值、最理想的选择,故这一思想很快被开明的君主们接受。至汉代,仍被作为治国的指导理论而行施于治国,汉高祖、汉惠帝、汉文帝、景帝,及于相国萧河、曹参,无不是黄老学说的信奉者。此后,历代传袭,治术中仍时见黄老学的影子出现。故可以说,其对中国历史影响之长久,价值不可估量。这也许是稷下先生们所始料未及的吧。
    4、孟子游齐,受齐文化的影响而丰富了儒家经济思想。孟子出于邹鲁之地,故其经济思想主要表现于重农。孟子曰:“诸侯有三宝:土地、人民、政事。”(《尽心下》)而在农业上又限于小农经济,《梁惠王上》载: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农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黎民不饥不寒不王者,未知有也。”孟子对王天下者国家经济的设计,只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使民饱腹又不寒身而已,他入齐之后,看到了齐者。临淄“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史记·苏秦列传》)的繁荣、兴盛局面,在稷下学宫接触到不同学派而了解至到列国不一的经济模式,特别是齐国的“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从而广开眼界,吸纳所需,大大丰富了儒家的经济思想。对此,只要我们用齐文化经济思想资料,与孟子入齐以后的经济主张作一对比,便可一目了然。
    《管子·牧民》载:“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营。”
    《梁惠王上》载: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管子·治国》载,“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畏罪,故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凌上犯禁,故难治也。”
    《滕文公上》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则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也。”
    《管子·小匡·小问》载:“士农工商,国之石民也”,“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
    《梁惠王上》载:孟子曰:“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之士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王之涂。”
从以上的资料对比中我们看到,此时孟子的经济主张,已由“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小农经济思想,发展为农工商并举经济模式,把“末业”工商与农业相提并论了。对此,应该看成是他对鲁文化的一大贡献。
  总之,孟子游齐,传扬仁政礼治而对齐文化有补,在稷下百家争鸣中,吸纳有益的营养而发展、改造儒学,促进了齐鲁文化交流,对华夏文明建设,同时做出了贡献,影响及于千代不失其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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