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重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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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尚封齐

姜尚封齐

时间:2004-09-22 17:14: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    姜尚,字牙,或尊称子牙,其先人伯夷封于吕,以国为氏,因而也称吕尚。史称他“生而早慧,预知未来”。自幼喜好学道修礼,画阵比战。年长后进一步精研传统推数之术,善于洞察时事,分析形势,应时权变,是西周间的一个伟大政治家、军事家、经济改革先驱人物。为求贤主入西周、周文王拜他为师。他以文韬武略,不畏天命、不惧鬼神、顺势进取,佐周灭纣。以首功封齐,创建了东方大国――齐国的千载业基,受到永世赞誉。

  一、周师齐祖

  姜尚虽抱补天凌云壮志,但仕途不畅,曾经历了“屠牛朝歌、卖食棘津,” 长期流荡和隐居避世的生活。《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或曰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候,无所遇,而卒归周西伯”。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才遇西伯姬昌访聘归周,开始了他佐周文、武两王修德安国、强兵兴邦、兼济天下的宏图大业。
  姜尚入周,先是佐文王姬昌表面上做殷的顺民,暗中以德治政、举贤任能、争取民心、联络诸候,强兵以备攻伐。公元前1055年,在经过长期的军事及舆论准备之后,为了预测一下伐纣可以集结的军事力量于武王九年(公元前1133年),太公辅佐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候,命诸候帝兵前往集结会盟。《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东伐以观集否”。出发前武王依传统先祭兵主天星,申明出兵要义,恳请上苍庇佑;并举起了文王的旗帜,自称“太子发,奉文王遗命伐纣,不敢自专”,以号召天下诸候,祭毕,又把文王牌位车载军中,以镇慑诸候,鼓舞士气。当然这些都是太公的安排,大军出发时称师尚父姜太公为三军统帅,左手举着统帅三军的信物黄钺,右手举着指挥各军行动的令旗,向三军下达命令。要求全军将士,听从指挥,奋勇向前,后到的斩首。军纪严整,号令森严、大军直奔孟津。行军途中,每到一处,无不受到士民欢迎,武王乘船渡河,行至中流,有一条白色的鱼跳入船中,过河宿营,又有火光芒覆于武王帐顶。传说中的这些吉祥征兆大大振作了士气,鼓舞了军心,到了孟津,“不期而会者八百诸候”。检阅车、舟演阵、各诸候军配合默契。攻战自如,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诸候们都主张顺势一鼓,但姜尚却有不同看法和打算,他认为灭殷的时机还未到,让武王诏告会盟诸候,各自回兵待命。
  公元前1052年,也就是姜尚八十七岁时,姜尚了解到殷纣王昏乱暴虐到了极点,重臣微子多次谏纣王修仁行义、纣王不听,微子含泪离开了殷都,箕子再次劝谏,纣王把他囚禁起来,王子比于身居相位,看到朝纲紊乱,国王残暴,民不聊生,入宫强谏,三日三夜长跪不起,纣王怒而命人剖挖比于之心。
  太公姜尚看到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向武王提出:“天命勿违,遇时不疑,即刻发兵伐纣。”武王于是通告诸侯,选精兵良将,总计兵车达4000余乘,除内地诸侯外,边远蛮夷邦国,也多半参战,武王与师尚父率周军居中,有兵车300乘,虎贲3000人,甲士45000人,诸路并进浩浩荡荡,直取殷都朝歌。在大军刚出发时术士龟骨、蓍草占卜此大举进军的吉凶,卦兆不吉。又恰遇大风大雨,随军众臣皆生惧心。姜尚面对众人的疑惧,武王的不决,深知大军缓行将失去战机,于是态度坚决地折断蓍草,踏碎龟壳对众臣说:“龟壳朽骨、蓍草枯叶,怎么会预知吉凶呢?”大军至刑丘,大风把武王的车楯折为三截,武王的乘马被雷震死,暴雨三日不停,行军十分困难。武王动摇了决心,产生了疑惑。但太公坚定不移,说服了周公和众臣,他说:“楯折为三,是天示意我们分兵三路进军,大雨三日不停,是在洒我们的军队,而震死乘马,是示意此马不好让我们换良马快行。全是吉兆。应顺从天意安排。”武王听后也坚定了信心,决定照师尚父的指挥安排行动。姜尚为了防止再有人生二心,影响士气,遂采取断然措施,过桥毁桥、过栈烧栈,渡完最后一条河,把船全部沉毁。他向三军宣布:“太子(武王)为民伐罪,为父报仇,我等要怀以死的决心去换取伐纣的胜利,只有前进没有退路。”于是大军个个争先,人人拼命,名路诸侯也效法周军,义无反顾,直扑殷都朝歌。
在殷郊牧野,姜尚帅诸侯联军,与殷纣王的17万大军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旷古稀有的大战,姜尚帅领的大军虽不及殷纣军队人数众多,但太公与武王巧用奇谋、分合变化,疾如闪电,猛如鹰虎,使殷军措手不及,冲得阵法大乱,《诗经·大雅·大明》这样记载姜尚在牧野之战中的雄姿:“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殷军将士无心交战,有人倒戈,有人逃跑,自相残踏,殷军大败渍散,纣王自焚于主鹿台。太公引武王入殷都朝歌,斩纣王首、妲己头以示众。遂诏告天下,宣布殷朝灭亡,周王朝诞生。

  二、首功封齐建国本

  周王朝定鼎,武王封赏功臣谋士,师尚父姜太公凭着在兴周灭纣中的首功被封于齐,太公封齐,是武王与太公靖边安周的重大决策之一。当时,齐国地方国林立,势力强盛,其中实力强大者不下十余国,如莱国,杞国、谭国、蒲姑国、奄国,还有熊国、夷维等国,这些地方邦国世居东夷,繁衍生息,根军蒂固,又因他们的居地犬牙交错,而且广交天下,形成了宽缓阔达,尚武崇仁,重地自信的民族性格。殷商曾多次征讨,均未能臣服他们。由于他们不附中原已久,周朝建立以后,他们也仍然因疑忌周王朝的征讨而与周对立不附,这样周王朝的东部边境就难于安宁。因此,让一个熟知东夷地理风土、人情,且又智谋权变之人去镇守东方,那是再好不过了,而太公姜尚出身东夷,熟悉当地方国情况,而且又老谋深算,机智权变、正符合这一要求。况且太公佐武王伐纣兴周,为西周三公首辅大臣、功盖天下,正可以封齐以奖其功,武威慑诸夷以靖边患。
  公元前1051年,也就是武王二年,八十八岁的姜尚以兴周灭纣的首功被封于齐,侯爵,都营丘。领封之后,太公带领文武百官,携家人侍从,车乘辎重,浩浩荡荡,东行就国。他们昼行夜宿,走了好几天还有没进入齐地境内。这天他们住旅馆不久,就听店主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易失,这些人行动不紧不慢,哪象个赴国建都的样子。”太公听了这话中有话,预料前途可能有阻碍,遂即命令一行人,夜衣西行,黎明至国。到达营丘才知,果然已有外患发生,莱人听说太公来营丘建都,急发兵来争。太公先礼后兵,一场大战,击败莱侯,占领营丘,建都称齐。
  太公建都营丘后,又遇到了内部“顽民”的阻扰,一个是《春秋繁露》记载的“诛司寇营汤以定齐国”事件,司寇营汤,巧言令色,对太公的政令缓办慢行,对百姓暴虚滥杀无辜。但口才很好,能言善变,且阳奉阴违,惑乱百姓,满口“仁义”。太公劝说他,不听从,太公令人把营汤斩首,以正政令。《韩非子·右经》又载:太公封齐时,当地有被时人称为“贤人”的居士狂矞、华士兄弟,他们扬言:“我们不为天子臣,不做诸侯官,自己耕种粮食吃,自己掘井饮水,自食其力,不求名不求利。”太公入齐后听说此二人有贤名,三次登门拜访,想让他们为国家效力,但二人闭门不见,拒绝聘用。太公为了政令畅通,下令处罚他们。消息传到周公那里,周公派人传话给太公:“听说二人有贤名,处罚贤人恐怕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太公对此回答说:“他们宣扬不为天子臣,不为诸侯做事,不为国家尽任何义务,这是贤人的行为吗?如果所有的人都象他们那样,国家的法令政策就无法实行,那么,国还像国吗?这样的人不但不是贤人,而是害群之马,害群之马不除,怎能使群马为我所用?”于是太公下令诛狂矞、华士兄弟,全齐再无违抚命令法规之事发生,局面迅速安定。五个月的时间即向周公“报政”,即汇报封齐定国后的安定局面,使周公十分惊讶,在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复杂土著人性格难驯的地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使大片疆域安定,确实是一个奇迹。据记载,齐国初封面积已达500里。《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营丘,为地五百里。”《毛诗正义》曰:“按大司徒职制,诸侯之封疆五百里,齐虽侯爵,以大功而作太师,当与上公同地等,故知取上公地也。”对此五百里封地,五个月使之安定,周公还问:“退莱罚逆之后,你又是如何做的?”太公回答说:“尊贤尚功,因俗简礼,凡是有德有能的人,不管民族同异,愿为齐出力的,均安排合适的位置,让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对东夷传统礼俗,允许沿袭使用,若有改变,也是向利于民的方向发展。所以很快就得到士民们的拥护,实现了朝野归心。”周公听了太公的话,感慨地说:“为政简易,便民顺情行政,民人自然乐于接受并为之效力,鲁国的后代恐怕要面北朝齐了。”
  太公安定了大局之后,立即着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设,营丘经济自然地理条件并不好,《史记·货殖列传》载:“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而人民寡。” 《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对经济的发展不利。太公以其超人的谋略智慧,结合当地实际,确立了务实求功的基本指导思想。制定了三大基本国策:“举贤尚功”, “因俗简礼”、“通商工之业,使渔盐之利。”
  举贤尚功。就是选拔有才德,有建树人,给爵位授实权,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均用其所长,并督创实绩,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证明,太公这条“举贤尚功”的用人路线,是他超越时代的先进思想的表现,他突破西周“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举贤任能不计亲疏,唯才是举,从而为后来“齐日大至于霸”的业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因俗简礼。就是因东夷土著之俗,简化西周的繁礼,以适应当地的民情。齐地是中国早期开发区,伏羲、炎帝、蚩尤、共工均曾居于此,所以这里虽是农业滞后但都是制造舟车、冶铸兵器的肇始之地,这里有尚武重仁的传统,蕴藏着全面发展的无穷潜力。太公深知,要发挥这一优势,就要调动广大士民的积极性。因此,太公采取了“敬其众,合其亲,因其明,顺其常”(《文韬·文韬》)的策略,要求官使们对民要:“利而勿害,成而勿败,生而勿杀,与而勿夺,乐而勿苦,喜而勿怒”、“与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同上)以争取民心,激发士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周礼,即保持了它的权威性,又简化了一些繁琐程序,从齐地民俗的特点出发,两相结合,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于周礼的新制,从而调动了齐民兴齐建国最大的积极性,开改革开放的先河。
  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太公封齐之初,营丘一带原是一片荒凉的草莱之地,虽然齐无膏壤千里,但也有自己的优势,营丘西境有盛产高含量的优质铁矿石的商山,因出铁矿著名又叫铁山、迤东有煤山,储铜矿丰富;北境靠清河临济水,两水入海处构成了天然的鱼盐产区,地潟卤宜种桑麻,纺织品早已知名,从而构成了齐民发达的丝麻纺织业。太公依此制定了有利于发挥这些优势的经济政策,即: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实行农、工、 商并举。他在注重发展麦、黍、稻生产的同时,又大力发展桑麻种植,舟车兵器制造,劝女工极技巧。《论衡》说:“齐女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说明当时已有规模可观的纺织、刺绣手工业。据《子牙子》、《六韬》载当时已有铁矛、飞钩、锤、戟、斧、刀、耒耜等铁器的制造。与开发矿业,冶铁相匹配的,就是煮盐捕捞、向河海求利,盐是人的生活必需品,市场广阔,因而很快成了齐国的支柱产业。河海之利进一步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农、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
  太公把“通末业”作为富强民国的根本保障之一。“末”即指工商业,这里特指商业。太公一方面重视了自然资源的开发,发展桑蚕丝织,发展鱼盐捕捞,积累了大批的商品资源。另一方面,重商业贸易,必使齐国货物遍利天下,“冠带衣覆天下”,发展与各国的通商贸易,以实现财蓄货殖,富民强国的目标。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使一个“地薄人稀”的荒僻之地变成“世为强国”的大齐。

  三、平叛安周征四方

  太公封齐治齐,正欲大展鸿图之时,接到西周讣告:武王驾崩,太公看罢,十分震惊。刚灭殷二年,天下未稳,世子姬诵年仅十岁,难以临朝执政,若不及时定王权、安天下,新生的政权将吉凶难料。此时可谓西周的存亡之际,事关重大,不容迟缓,太公当时即赴京奔丧。至周宫先见了留朝辅政的周公,二人对王权有所安排后,又与诸重臣商议立王与治丧事宜。大家议定,立世子诵为王,即成王。在其年幼不能摄政期间,暂由周公摄政,待成王年长后还政于王。成王即位,诏告天下,改元更始。夏六月,安葬武王遗体于毕地(今陕西省咸阳市北),大事既定,太公匆匆返齐。
  太公返齐不久,就有消息传来,说管叔、蔡叔、霍叔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也就是说周公摄政实为夺权,将来还政于成王,不过是一句空话。这流言景影响极广,使朝野人心浮动。周公于是对太公、召公说:“我之所以不避嫌疑代行王政,是恐怕天下叛周,没有脸告慰先王在天之灵……所以才辅佐成王。”《齐太公世家》中也记载“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之时,成王曾命太公“五侯九阳,实得征之。”太公深知,管、蔡、霍三人为武王胞弟,因是王室中最可靠的人,才让他们监视纣王子武庚,故称“三监”,他们若对周公疑心并妄动为乱,诸侯有人乘势而起,后果将不堪设想。太公接周公书信,知道事情严重,一面表支持周公、一面部署力量,以备不测。
  成王元年,“三监”果然与纣王子武庚内外勾结叛周,由于武庚的乘势而入,这场西周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在性质上变成了殷商遗民复仇、旧朝复辟的叛乱了。特别是乱发京畿,外邦诸侯有人响应,形势就更加严峻。武庚起于殷(今河南汲县境)、管叔发于庸(今河南郑州市北),蔡叔发于卫、霍叔起于邶,对周室王城形成三面进攻之势。而南境淮上九伯皆叛,东夷实力强大的“五侯”蒲姑和奄、熊、盈、徐也先后相应起事。而周王朝大战方休,兵疲财乏,而平叛的战机刻不容缓。
  太公以其雄韬伟略,与周公兵分内外,两线出击。周公率京畿之兵,伐诛武庚“三监”;太公奉成王诏书讨伐五侯九伯。两线齐击,让叛军不得内外呼应。二年败武庚,诛管叔,流放蔡叔,太公继以齐军降淮上九伯,并迁其君;灭蒲姑平息东夷五侯之乱。武庚残部窜入东海上,靠将领正廉骁勇顽的抗,太公“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孟子·滕文公下》),擒杀了武庚。内外伐胜利之后,太公顺势一鼓作气,又平定了不顺者50余国。从而使周转危为安。正是太公立下了二次安周大功,所以他才应成王诏,使齐成为专征伐大权的东方主盟国家。
  军事取得胜利之后,为长远之计,太公与成王、周公共同总结这次祸乱的教训,制定并推行了一套加强王权的得力提施和政策。
  首先,把反叛的“三监”与旧殷之上层奴隶主贵族,驱出殷地,迁于成周(今洛阳市境),使他们离开故土,失去原有的权、财、势,以便改造他们。封康叔为卫侯居殷,以监视“三监”之遗民。对全国其他地方,则广封兄弟亲姻,分居四方,以拱卫王室。
  其次。对异姓氏族,只要真心拥护周朝,就给他们一定的爵位,如封殷之宗亲微子于宋、名列诸侯,承奉殷祀。八百诸侯,各有安抚。
  其三,改殷奴隶旧制,实行分茅裂土封邑赐采的新政策。使诸侯有土,卿大夫有采邑,以使他们相安共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相互间不得以氏族关系相联,相率,只有一切听从王命。至此周王朝八百年基业,始奠牢基。
  平叛胜利之后,周成王把蒲姑领地又封给太公,使齐国版图大大超过了500里。而齐专征伐大权,权力所及,“东至海,西至河,南王穆陵,北至于无棣”,大大超过了其版图。这些均为太公提供了发展齐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有利条件,太公二次安周,再次体现他高超的政治军事天才,他在封齐之后,仍能够做到周、齐两地兼顾,既是周天子的良辅,又是齐国人的圣君,为后世千载永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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