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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齐的争雄与称帝

战国齐的争雄与称帝

时间:2004-09-22 17:11: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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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81年(齐简公四年)田常发动政变,杀死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齐君(即齐平公),自任齐相。继而先后驱逐了世袭卿爵贵族监氏、国氏、高氏,由独擅齐政而夺取姜氏齐国政权,位列诸侯。史称田氏代姜齐。此后,中原主要国家也先后进入封建地主制度社会,中国进入了战国时代。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在于战,即所谓“诸侯力攻,争相并”(《史记·秦本纪》)。 列国诸侯名欲以战争手段,争做天共主。在这场激烈的争雄称霸的斗争中,田氏齐国以其传统的政治、经济优势、新生政权的活力与执政者的宏志远图,站在了列国的前排。齐威王说:“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齐宣王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上》)。他们以欲一统中国的气魄,再造姜氏桓公霸业。历经三代的努力,举贤揽士,组成压倒群雄的智力集团;富国强兵,奠定争霸称雄的物质基础;培养了一支“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可制天下的武装力量,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一度被尊为东帝。

  一、举贤揽士,人才智力争先

  战国,是社会制度转型的时期,新登上政治舞台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们,急需要一批贤人哲士对其巩固完善新的国家体制、富国强兵出谋献策,制定方略,执政掌军,以求在“争相并”的斗争中争雄称霸,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招贤揽士,便成了列国诸侯图霸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时称“得士者倡,失士者亡,”可知其居于何等重要的位置。田齐君主,对此深知不惑,其视“人才为宝”的思想就是比较典型的表现。《史记·田敬仲完纪家》载:当时处于两雄并立地位的魏惠王与齐威王会面于边境,魏惠王夸耀他有夜明珠十颗,可照亮十乘车的距离,堪称珍宝。齐威王回答魏惠王说:“我的宝和你的不一样。我有臣檀子,镇守南境边城,则楚国人不敢进犯,泗水流域十二个诸侯都来朝见齐国;有盼子镇守高唐,赵人便不敢到他们东边的河中捕鱼;有黟夫镇守徐州,燕国人就在北门祭祀祈祷神灵保护,并有七千多户人家归顺了齐国;有种首管理治安,打击犯罪,百姓就得以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我这四位臣的光辉岂止照耀千里。”魏惠王听言,自惭不如。齐国正是在以人才为宝的思想指导下,破格举贤,组成了一个有智有为的卿大夫群体,以满足齐王“有智为寡人用之的要求(《说苑·尊贤》)其中如邹忌以琴见齐威王,用琴理喻国治,受到赏识,三个月时间便被委以相位,威王采纳他“谨修法而督奸吏,减吏省负,使无扰民”等建议,使齐国迅速出现了大治局面。
  齐国在破格举用本国人才的同时,更设学宫,广揽天下贤士。田桓公午时,就于齐都城稷门外创办了稷下学宫。到威王之时,不惜耗巨资,大兴土木,扩建了学宫,国内外学者汇于稷下讲学、争鸣,使稷下学宫成为世人瞩目的学术中心。齐宣王对稷下学宫的发展采取了更加开明的政策,给稷下学士们很高的政治地位,曾一次对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在经济上给予优厚待遇,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从而使“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人数多至“千有余人”。 (《盐铁论·论儒》)列国的知名学派:儒、墨、道、法、名、杂、兵、农、阴阳、纵横、小说等各家代表人物,均聚稷下学宫。如宋人儿说,宋钘,赵人荀况、慎到,楚人环渊,邹人孟子等大家圣贤,都驻足稷下。使稷下学宫成为“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名冠各国诸侯的文化教育中心和学术争鸣之地。
  齐国执政者,充分发挥稷下贤士们的作用,让大家在此讲学、议论、著书立说,并积极干预时政,为齐王出谋划策,帮助他进行政治改革,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其中不少贤士,如淳于髡、孟子均列卿位,直接参与国事。从而使稷下无生们成了关系齐国富强、霸业盛哀举足轻重的人物。
  淳于髡是杂家学派的代表,史称他“博闻强民,学无所主”,他晓音乐、善文学,讲究礼仪,滑稽善辩,长于讽谏,机变百出。他以隐语进谏威王,使威王振作起来,发奋图强,励精图治,进行改革,才有了富国强兵的局面。他还多次用隐语巧妙地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问题,在齐国很受尊重,被聘为“诸侯主客”,并曾代国君作为全权大使,完成重大的外交任务。
  阴阳五行学派代表人物邹衍,创“五德始终说,”把“五德相胜”的阴阳学说推广到政治领域,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以新代旧规律,解释朝代的更替之因,认为朝代更替是在天道的意志作用下,按照五行的次序,周而复始地进行的,这正迎合了战国时期列国统治者的需要,为其兼并统一提出了理论依据。孟子主张的“王道”虽未被齐王接受,但他的“民重君轻”观点,使齐王重视了“与民同乐”、“省刑罚、薄赋敛”(均见《孟子·梁惠王上》)做到惠民而不扰民,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起了很大作用。
  慎到、田骈、环渊等稷下学士,从齐国新生的田氏政权巩固与完善出发,吸取儒、道、法学派之可用成分融为一家,创立了黄老学派。他们主张治国不仅需要“任法”,还要“据扎”“行德”君主要权重位尊事断于法,“臣事事,君无事”,在君主专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臣下的积极作用。臣下的才智得到了充分地发挥,君主治国的方略也就得到正确贯彻执行,自会收到富国强兵之效。
  以孙膑为代表的兵家所主张的关于“战胜而强之,故天下服矣”、“凡兵之道四:曰阵、曰势、曰变、曰权,察比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恒胜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 “令不行、众不壹”、“民苦其师”等一系列论述,对战争的态势,战争的规律,战略战术原则等都作了精辟的阐述。在齐国争雄称霸的战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田忌、孙膑等人被国君委任为作战的将帅、军师,率领军队,指挥作战,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占国策·齐策》)又说:“天下强国,无过齐。”

  二、发展经济,富国强兵为本

  要争雄列国,没有深厚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不可能的,齐王深谙此理,他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发展经济的措施,使争霸斗争有着可靠的物质基础。
  (一)实行授用制度。
  随着国君集权制的加强,封建的土地国有制建立起来。国君是拥有全国土地所有权的最大地主,在封建土地国有制下计口受田的农民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
  齐国统治者实行的国家授田制度,即国家对农民授于定量土地的制度。《田法》载:“五十家而为里,十里而为州,十州而为乡。州、乡以地次受田于野,百人为主,千人为域”。由此可知,齐国是以州、乡为单位,按每户人口的的多少授田。《田法》还指出,土地分为上田、中田、下田三等,根据土地等级授于农民不同数量的土地。并使每户农民在十年中,先后种上田、中田、下田各三年,第十个年头易田,不再易居。这比三年一换易居向前跨进了一步。
  国家授田制的实行,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向国家提供赋税、徭役和兵役。《田法》载:“岁收,中田小亩亩二十斗,中岁也。上田亩二十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大上与大下相复以为口(率)。”这里说的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的产量纳税,即“相壤定籍,”克服了收税不平衡的弊端。除此之外,还以县为单位征收军赋,对老弱病残还有减免赋税的规定。
  为了保证纳税、徭役的来源,还实行了户籍制,户籍的内容包括每户的人口数、姓名、年龄等,作为赋税、征兵、徭役的重要依据。
  (二)普遍推行使用铁制器具。
  铁器的使用,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是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之一,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则标志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强。田齐君主对此深知不惑,为了促进生产发展,积极推行使用铁器。
  为了保证铁器原材料的供应,齐国十分重视矿业的开采,都城临淄就是重要的冶铁工业基地,冶铁工艺已有重大发展。“冶石为铁,用橐煽火,动为之鼓。”(《左传正义》)炼炉有橐来鼓风提高炉温。“攻金之工:筑、冶、凫、栗、段、铫。”(《考工记》)从中可以看出,从筑炉到选矿、冶炼、浇铸、锻打等都有一定的工序。用铁制的器具已普遍用于社会生产,“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锥、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釭、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针、一鉥,然后成为女。”(《管子·轻重乙》铁制器具具备了坚硬、锋利,耐用的性能。如铁犁呈“√”形,前端锐,后端宽阔,能破土划沟,比依靠人力耕作的耒耜,显然是耕作技术上的重大革新。铁犁的使用,决定了牛被用于农事,“距国门之外,穷四竟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管子·乘马》)说明齐国已推行两牛牵引一犁的耕作方法。用于坐骑、拖载的马,大约同时也被用于农业生产。“古者,庶人之乘者,马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轭,止则就犁。”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三)增加农业产量。
  齐国执政者为巩固其统治,进行封建兼并,推行农战政策,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战胜则地广。”(《管子·治国》)“缮农具,当器械,耕农当攻战,推引铫、耨当剑戟,被蓑以当铠襦,菹笠以当盾橹,故耕器备具则战器备,农事习则攻战巧矣。”(《管子·禁藏》)这是对当时农战之策的具体描述。
  由于统治者推行农战政策,铁制农具广泛使用,为齐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劳动手段和技术条件,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水利设施,使农作物的产量大大提高。战国和粮食亩产,“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一石半。”(《汉书·食货志》)这里的亩是一百方步为一亩的周亩,平均亩产为一石半,是正常年份一般耕作的中等产量。到战国中期粮食产量有了增加,“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管子·治国》)粮食产量增多,这是国富民强的重要标志。
  (四)大力发展工商业。
  农业市场的发展,使较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从事于手工业劳动,从而促进了工商的发展。当时,工商业经营的范围已相当广泛,手工业有:车工业、冶炼铸造业、皮革业、印染业、雕琢业、制陶业等;私营大手工业,主要经营盐、铁。“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盐铁论·复古》)说的就是此事;个体小手工业,主要有车工、陶工、木工、编织、结网等;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也成为农民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纺织、编织草鞋,结网等,产品主要是满足自家需要,剩余部分也被当作商品出售。
  农业、手工业及商品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随着农产品、手工产品交换的频繁,商人阶层活跃起来。一类是小商小贩,他们虽本小利薄,但比耕田容易谋生,于是一些人走上了用品求富的捷径;另一类则是富商大贾,他们握有巨大的财富,“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乘之贾。”(《管子·轻重甲》)这些大商人主要经营粮食、食盐、铁器致富,他们操纵着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过着豪华的生活,并有一定的社会势力,逐渐成为一种与封建国家相抗衡的力量。
  伴随着商人阶层的活跃,商业市场逐渐扩大。齐国的大、中、小城市普遍设市,有的大城市设数市,齐印文里有“中市”、“右市”之说,是指国都临淄诸市之列。有驻军的地方,还设有军市,以便士兵购买日常用品。市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官府设专门人员管理市场。
  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货币的变化,铸造铜币和黄金得到了广泛流通,在商品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齐国的刀币种类较多,而齐法化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铸币,国君进一步控制了铸币权。金属铸币的广泛流通和逐渐统一,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五)城市的发展已具相当规模。
  齐国城市发展主要表现于:一是城市人口增加;二是中、小商业城市发展迅速。邹忌说齐国“百二十城,”就包括大、中城市及部分小城市;三是城市中的工商业和繁荣。齐都临淄不但是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战国时规模最大、最繁荣的城市。“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战国策·齐策一》),正是临淄城繁华景象的真实写照。
  总上所述,至战国中期,齐国的经济发展是居于了列国的前列,雄厚的国力,为争雄称霸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三、攻伐兼并,军事扩张为用

  战国争雄称霸,军事扩张是很重要的手段,只有拥有一支精良的武装力量,制强服弱,才能取得霸主地位。齐国,就是靠军事力量却强楚,败魏师,制秦服晋及泗上诸侯,灭宋而雄居列国之首,使强秦也不得不恭送帝号修好,以求共处。
  (一)与魏争霸称王
  魏国是最先强大起来的国家。齐桓公午即开始与魏争抗,并迫使一些诸侯向齐献礼。齐威王继续执行其父田午争霸中原的政策。为制强魏、齐与赵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了起来。公元前354年(齐威王三年),魏惠王发兵攻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告急求救。齐威王即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兵救赵,孙膑用“围魏救赵”之计,田忌带领八万齐军向南进攻处于宋、卫之间的战略要地平陵(今河南睢县西),孙膑率部分精锐部队准备直趋魏都大梁,并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设下伏兵。孙膑为了麻痹敌人,将军分散,以“示之寡”(《孙膑兵法·擒庞涓》)。庞涓果然上当,急率军八万回师自救,急行军兼程追赶齐军,在桂陵遭齐军伏击,齐军获胜,“擒庞涓”(《孙膑兵法·擒庞涓》)在这次作战中孙膑采用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等策略,大破魏军,创造了我国历史上“围魏救赵”的著名战例。
  公元前353年(齐威王四年),齐军与宋、卫联军包围魏军于襄陵(今河南睢县),魏军联合韩军进行反击、打败了齐、宋、卫联军,齐国被迫请楚将景舍出来向魏求和。魏国为了缓和矛盾,同意齐国的请求,把邯郸归还赵国。
  公元前342年(齐威王十五年),魏国又派被齐释放回国的大将庞涓、太子申进攻韩国,韩国力量不支,向齐国请求帮助。齐威王采纳了孙膑的建议,对韩表示了救援之意,但不马上出兵,以避其锋锐。待韩、魏军精疲力尽之时,齐军直趋魏都大梁。此次孙膑又以减灶之法迷惑敌人,“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因此,便率少量轻装部队,日夜兼程,追赶齐军。孙膑制定魏军将于天傍黑到达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即在马陵埋下伏兵,并在路旁树上写了“庞涓死此村下。”不出所料,庞涓果于傍晚追至此地,因举火看树上的留字,引来齐军万箭齐发,魏军兵慌马乱,庞涓智穷兵败,遂自刭而死。“齐国乘胜尽破其军”, “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战国策·齐策五》)此次马陵之战是齐与魏争霸过程中的决定性战争,使魏国的军事实力遭到了重创,从而失去了与齐争霸实力。
马陵之战后,魏国受到齐、秦、赵的三面夹击,齐国又派田盼率齐、宋联军攻魏东鄙,围平阳(今河南滑县东南)。魏国已无力与齐抗争,遂于公元前334年,由魏惠王率韩宣王及其他小国君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相互承认为王,即“会徐州相王”。此事表明,魏国尊齐国为王,是向各诸候国宣告齐国已取代魏国而成为中原首强。
  (二)合纵反秦与侵燕
  齐、魏徐州相王后,魏国霸权丧失,齐、秦、楚称强于诸候,特别是齐、秦势均力衡,东西对峙,操纵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秦国执行“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候”(《史记·秦本纪》)的政策;齐国以“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孟子·梁惠王》)为基本国策。两个强国为了达到各自的目的,展开了争取与国、反对敌国的斗争。军事和外交上就产生了合纵连横运动。
  秦国首先采用连横政策,展开了军事与外交攻势。公元前328年(齐威王二十七年)张仪为秦推行连横之策,联齐、楚攻魏,迫使魏国屈服于秦。齐国也积极争取同盟国与附属国,巩固在东方的首强地位,并伺机扩展领土。公元前325年(齐威王三十二年),齐王派大将田盼进攻赵国,与赵、韩联军战于平邑(今河南南乐东北),俘虏赵将韩举。次年,魏惠王、韩宣王被迫与齐威王在平河(今山东阳谷东北)相会,屈服于齐。公元前323年(威王三十四年),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齐国借口中山国小,反对中山称王,企图迫使魏、赵、韩、燕与齐国结盟,使中山国依附于齐。此时,张仪因联齐、楚无成效,被免去秦相,而到魏国任相,遂说魏王与秦、韩联合,以攻齐楚。这对齐、楚威胁甚大,对、燕、赵、韩也十分不利。为此,在齐国的积极倡导下,齐、楚、赵、韩、燕五国联合起来,反对张仪的连横政策。公元前319年(齐宣王元年)五国支持公孙衍作了魏相,张仪被赶回秦国,六国合纵形成。
  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把君位禅让给子之引起内乱,齐宣王见伐燕的时机可乘,遂“令章子将五都之兵,因北地之众以伐燕”(《资治通鉴》)因燕国人心厌战思安,齐军打来时,“士卒不战,城门不闭”(《资治通鉴》),齐军迅速入燕,杀死子之与燕王哙,平定了内乱,占领燕国达三年之久。
   (三)与秦的对峙
  公元前312年(齐宣王八年),为制秦东进,齐、楚两国首先向秦的与国韩国发动进攻,在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包围了韩军,秦出兵救韩。齐、楚联军围秦兵于曲沃,秦兵受损。秦曲沃失利后,秦王认识到欲求向东扩张,必须要先拆散齐、楚联盟,遂派张仪去游说楚王,离间齐、楚关系。张仪以秦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为诱耳,利欲薰心的楚王竟被利用,与齐断绝关系。秦又派使者使齐,齐现机会可以利用,于是“齐、秦之交阴合”(《战国策·齐策二》)。齐、秦联合攻楚,于杜陵大败楚军。
  秦国拆散齐、楚联盟,又向中原的韩国、魏国发动进攻,欲兼并中原之地。齐国一面与秦抗衡,并乘机联合韩、魏结成联盟。由于楚与秦结盟背齐,激怒了齐宣王。公元前303年(齐宣王十七年),齐、韩、魏三国联军伐楚。公元前301年,齐将匡章、魏将公孙喜、韩将暴鸢率三国联军攻楚方城(今河南方城东北),两军夹泚水列阵,相持六个月之久。三国联军因不知泚水深浅,不敢渡河。宣王派周最前往督战,齐国侦探向一樵夫探听到“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吕氏春秋·处方笺》)得知水势后,派精兵于夜间从浅水处渡河,突然袭击。在泚水旁的垂沙,大败楚军、杀死楚将唐昧。韩、魏夺取了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西南)以北土地。齐联合韩、魏攻楚五年,虽未得到多大实际利益,然而也收到了削弱楚国立功,有利于巩固霸王地位。
  公元前300年,齐闵王即位,继续执行宣王对外扩张的政策。公元前298年(齐闵王三年),齐相孟尝君发动齐、韩、魏三国合纵攻秦。三国联军攻之函谷关,威胁咸阳。秦昭王迫于三国的威胁,表示“宁亡三城而悔,无危咸阳而悔。”(《战国策·秦策四》),决定割地求和,保证咸阳安全。三国签定了秦割地求和的请求,秦遂归韩河北及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归魏河处及封陵(今山西永济西南),三国退兵。其三国联军兵临函谷关三年,本就给秦以沉重打击,但因各国只顾眼前利益,错失良机,使合纵攻秦计划半途而废。
  齐、韩、魏合纵联盟解散后,秦国更是不遗余力地向外扩张,并开始实行联齐之策。即齐闵王为了吞并宋国,也与秦阴合。齐、秦联合是在两国势均力衡的情况下,达成的暂时的妥协,不久齐、秦联合破裂。苏秦受齐闵王之托,“遍事三之吏,奉阳君、孟尝君、韩珉、周最、韩徐为、徒从而下之”。(《战国策·齐策》)到各国游说,促成了齐、赵、燕、韩、魏五国联合。公元前287年(齐闵王十四年),五国联军发起对秦的进攻。秦迫于五国合纵的压力,仅称帝两个月的秦昭王即废除了帝号,并同意割地求和,五国合纵取得了却秦之效,齐国地位更显。
  (四)吞并宋国
  宋国地处中原,苏秦曾说:“夫宋,中国膏腴之地,邻民之所处也。与其得百里于燕,不如得十里于宋”。(《战国策·宋策》)齐国攻宋是蓄谋已久的。孟尝君相齐时,即想进攻宋国,夺取淮北之地。苏秦曾说:“薜公相齐也,伐楚九岁,攻秦三年,欲以残宋,取淮北”。(《战国纵横家书》)五国攻秦之后,齐闵王联合赵国加紧了对宋的进攻。燕昭王派将军张率二万兵士自备粮食助齐攻宋,迫使宋国割淮北地与齐国讲和。公元前286年(齐闵王十五年),宋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发动了第三次攻宋,但遭到秦、楚的反对。为此,齐闵王派公孙衍到赵国游说,见赵相李兑,以李兑在宋国得到封地为条件争取到赵国的协同。在赵国的支持下,齐举兵伐宋,“三覆宋,宋遂举”, (《战国策·燕策一》)齐闵王终于如愿以偿,吞并了宋国。齐灭宋,表明了齐国的政治、军事势力达到了顶峰,成为东方之王。

  四、闵王帝号昙花

  在连年争雄称霸的斗争中,形成了齐国与秦国两强对峙的局面。公元前288年(齐闵王十三年),秦派穰候魏冉出使齐国,约齐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此正当闵王得意骄矜之时,道接受了帝号。
  然而秦、齐称帝,秦国是主动的,而齐国是被动的,这只是两强达成的暂时妥协而已。因此,当苏代来齐游说合纵之时,齐闵王便急切地向他征询齐国称霸的利弊。而苏代却反问闵王:“齐、秦立为两帝,王以天尊秦乎?且尊齐乎?”闵王说:“尊秦。”苏代又问闵王:“释帝则天下爱齐乎”且爱秦乎?”闵王回答:“爱齐而憎秦。”苏代又问闵王:“两帝王,约伐赵,属于伐宋之利也?”闵王回答:“伐宋利。”因此,苏代说:“夫约秦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齐释帝,则天下爱齐憎秦;伐赵不如伐宋利。故臣愿王明释帝,以就天下。”(《战国策·齐策五》)齐闵王接受了苏代的建议,遂去帝号,由联秦改为联赵。齐相韩珉由于坚持联秦之策,“不知变事以攻宋”(《苏秦谓齐王章》)被免去相职。
  在齐闵王即位前后的几十年中,齐国“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催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称臣(《盐铁论·论儒》)霸业显赫。但由于连年战争,耗尽了齐国的人力、物力,使国力空虚;齐闵王君臣又未注意发展生产,修养生息;在政治上也日趋腐败,以致于开始走上了下坡之路,而失去了统一中国的优势与良机。帝号如昙花一现,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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