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

时间:2004-10-09 15:54: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理财的具体措施,就是如何组织财政收入和怎样安排财政支出。《管子》时代,齐国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是租税和国家经营事业的经济收入。另外,还以权谋获取国家急需的社会财富。
  一、关于租税
  《管子》的理财原则,有一项是“取于民有度”。《管子》从这个原则出发,提出了“薄赋敛”的轻税主张。《管子》认为,“重赋敛”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厚赋敛于百姓,则万民忽怨”。(《宙合》)“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权修》)“愚臣深罪厚罚以为行,重赋敛,多兑道以为止,使身见憎而主受其谤。”(《七臣七主》)这是说,课收重税,必然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造成君主与百姓的对立情绪,百姓怨声载道,而谤其君。《管子》还说:
  “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财,无有者卖其衣履,农夫粜其五谷,三分贾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无止,民无以待之,走亡而栖山阜;持戈之士,顾不见亲,家族失而不分,而士遁于外,此不待战而败。”(《轻重甲》)
  “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国蓄》)
  “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民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正世》)
  课以重赋重税,以满足君主无度的欲望,百姓就会因无财可缴而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造成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混乱,以及军事行动的失败。
  鉴于上述情况,《管子》主张:“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小匡》)“薄税敛,毋苟(苛)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五辅》)“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五辅》)薄赋敛之征,宽其政,人民衣食有本,他们就会努力耕作。这样。社会财富就会增加,国富民富的目标就有可能实现,称霸诸侯也就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管仲在总结分析了重税的流弊和轻税的必要后,谆谆劝告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霸形》)《管子》轻税的思想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是实行"相地而衰征"的新农业税制;表现在商业贸易方面,就是“关市讥而不征。”
  从有关记载看,《管子》所主张的新的农业税是比较轻的。齐桓公践位十九年,“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大匡》)就是说,齐国的农业租税是两年征收一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其税率是十分之三;一般年景,税率是十分之二;年景不太好的年份,税率是十分之一。这三种不同年景的税率平均到两年中,实际税率分别是15%、10%、5%。遇到灾荒之年,征税更少,甚至不征税。很显然,当时齐国的农业税率是相当低的。这样做的结果,农民富了,土地得到大面积开垦,国家也处于歌舞升平的盛世。所以,后来的儒家第二号人物、亚圣孟轲在描绘他的理想王国时,就借鉴了《管子》所推行的农业税率。
  关于关市之税。《管子》非常重视商品流通,并以此作为繁荣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故《管子》主张轻关市之征。“轻税,弛关市之征,为赋禄之制。”(《大匡》)“市赋百取二(即2%),关赋百取一(即1%);”(《幼官》)“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大匡》)可见,关市之征税率亦很低。为方便商贾,所征之税,实物与货币均可,但规定征了实物,就不能再去征收货币。这些措施的实行,大大繁荣了临淄的市场,丰富了人民的生活。
  二、国家经营事业,取得财政收入
  第一,盐铁专卖收入。盐铁是齐国的大宗产物。齐国盛产食盐,而与其毗邻的诸侯国都程度不同地缺乏食盐。齐国的冶铁业也很发达,较其他诸侯国更早地广泛推广使用铁器,铁器成为齐国社会生产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两种大宗产物很容易获得巨额利润,因此成为齐国的主要财源之一。所以,当齐桓公问管仲“吾何以为国”时,管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唯官山海可耳!”“官山海”就是国家经营管理山海铁盐之业。
  关于食盐,就国内而言,主要是靠“寓税于盐价”的方法来聚敛财富。《管子》认为,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口食盐。
  若按男女老幼平均每人每月食盐三升计算,则1000万人口每月为30万钟,一日为1000钟,每升加价二钱,则一日即可获得200万钱,一月得6000万钱。而每人每月人头税三钱,1000万人仅可征3000万钱。实行食盐专卖,只需每升盐加价一钱,寓税于盐价,就等于向人民征收了人头税。人民在不知不觉中交了税,还没有怨言,而财政收入的目的也达到了。
  《管子》还以食盐为工具,谋取天下之财。为了吸引外商来贩运食盐,《管子》免除了食盐的出口税。《管子·小匡》记载:"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讥)而不征,*而不税,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宽焉。"于是,《管子》将食盐的流通控制起来,并下令停止煮盐。这样,盐价就要飞涨。与齐国毗邻的缺盐国不能不吃盐,只好出高价购买齐国的盐。结果,齐国就获得了大笔财政收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利用出口食盐所得黄金,大量购买各国的粮食。可见,以食盐为工具,"来天下之财"(《轻重甲》),是齐国充实其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
  关于铁业收入。《管子》主张矿山国有。对于铁矿的开采,《管子》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私人开采,国家与之分为人其比例是民得七,国家得三。
  私人开采者得大头,他们自然会努力开采;而对于国家来说,凭借对矿山资源的所有权,不必投资出力,也可分得其利,以充财政收入。这种收入,自然来得更容易。
  铁器的生产,既有国营的,也有私营的。《管子》所要控制的是铁器买卖,即实行铁器国营专卖,不允许私人参与铁器流通。只要控制铁器的流通,就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齐国,铁器已成为生产者不可不备的必需品。因此,只要在铁器专卖时加价出售,即可获得比直接征税大得多的利益。《管子》是这样分析的:“今针之重(价格)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三把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海王》)
  实行盐铁专卖,寓税于价,在《管子》看来要比征收苛捐杂税好得多。一方面,国家不需要组织庞大的税收征藉队伍,费财费力;另方面,间接地取之于民,人民不知不觉地交了税,避免了人民不满情绪的发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管子》的这一理财之术,堪称我国理财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故影响深远,后人多有宗之。
  第二,国家控制谷物流通的收入。
  《管子》认为:“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还说:“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治国》)所以要国富,不能不重视粮食生产。但是,仅重视粮食生产还不够,还要控制粮食的流通。若国家不控制谷物的流通,大商巨贾就会乘机而入,巧取豪夺,囤积谷物,以洁高价,使国家蒙受损失,人民也遭殃。故《管子》说:“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木,得其谷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商之数,然而有饥馁于衢闾者何也?谷有所藏也。”(《轻重甲》)《管子》所指的藏谷者,就是指囤积居奇的大商贾。《管子》是这样评价这些巨贾的:
  “岁有凶穰,故万物有轻重;令有缓急,故民有义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百倍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贫富之不管,皆用此作。”(《七里七主》)
  “贾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时,贫者失其财,是重贫也;农夫失其五谷,是重竭也。”(《轻重甲》)
  由此可见,国家对于谷物不加以控制,巨商大贾就会“乘民不给,百倍其本”,牟取暴利,国家也就得不到这一部分财物了。
  所以,《管子》主张控制谷物的流通,国家直接经营谷物。这样,即保护了百姓不受商贾的盘剥,国家又可获得巨额的差价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管子》将国家控制谷物的方法称之为“准平”。“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而重之,故人君敛之以重。敛积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财之扩可得而平也。”(《国蓄》)《管子》还说:“凡五谷者,万物之主也。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两者为敌,则不惧平。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国家在民间物资有余时,低价购进;在民间物资匾乏不足时,再以较高的价格售出。这样,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避免巨商大贾操纵市场。
  第三,国家垄断森林资源,以获其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离不开树木。国家垄断森林资源,可以通过木材买卖获取收入。《管子》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木,不可以立为天下王。……    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给之。”(《轻重甲》)
   人们可以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一定数量的木材。在收其费用时,《管子》主张因人而异。对巨商豪富要售以高价,对贫民则售以低价。据记载,《管子》是这样规定的:“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者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由于规定森林国有,一所收取的这些“重租”“小租”就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一部分。
  三、运用权谋,获取国家急需的财政收入
  古代中国,对鬼神的供奉源远流长,鬼神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世人。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周人以卜筮求神意盛行一时,国家大事、对外用兵与媾和,人们的一言一行,都要卜筮。《管子》一书记录了借助世人对鬼神的敬畏而聚敛财物的理财之策。
  第一,“藉于鬼神”。
  《管子·轻重甲》记载:齐桓公欲藉于“万民、室屋、六畜、树木”,管仲认为这不是上策。
  因为藉于“万民、室屋、六畜、树木”,就是直接征收人口税、房屋税、牲畜税、树木税,这样名目繁多的税收,会激起人们的怨愤,影响社会的安定和生产。上策是什么呢?就是借助人们对鬼神的敬畏,“藉于鬼神”,即“向鬼神征税”。人民既缴纳了税,又没有怨言,两全其美。《管子》对如何实现“藉于鬼神”作了具体说明: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请君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纪念。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既满足了财政需求,又不必因向百姓征税而引起怨愤。
  第二,“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
  据《管子·轻重丁》载:据说在齐国的马读南面、牛山北面有龙在搏斗,管仲就向齐桓公报告说:上天派使者来到我们的城郊,请上大夫穿上黑衣服,左右随从人员也穿上黑衣服,去迎接天使。
  天下各国听到这件事后,惊奇地说:神哉,齐桓公!上天都派使者来到他的城郊!这样一来还没有等到齐国动兵替天行道,来向齐桓公朝谒的诸侯就已有八个了。诸侯朝谒自然要带上大批财物。齐国不用兴师动众,就谋获到了他国的财物。这就是“乘天威而动天下之道”。
  第三,“乘天啬(灾)而求民邻财之道”。
  这句话出自《管子·轻重了》。“邻”,《周礼·地官·遂人》云:“五家为邻。”意思就是说:利用天灾索取民财。据《轻重了》记载,管仲向齐桓公献计说:地震是瘟疫的先兆,发生地震,国家就会遭受不幸。发生风暴,也是瘟疫的先兆,发生地震,国家国君必将受辱;若出现彗星,必然有流血之事。并且还举例说明:浮丘战役时,彗星就曾出现过。现在彗星又出现在齐国地界,请君下令召集功臣世家,向全国发布号令说,现在彗星出现在我国,我们恐怕要出兵对会天下的仇敌,存有五谷菽米、布帛彩绢的人家,都不得随意私自处理。因为国家为了应会可能发生的战争,打败我们的仇敌,国家要按平价收购粮食、布帛等军需物资。
  功臣之家和居民百姓都纷纷把他们的粮食、布帛、钱币与黄金献出来,无偿提供他们的财物来支援国家大事。管仲把这种谋取民财的方法称作“乘天啬(灾)而求民邻财之道”。
    第四,“御神用宝”。
    《管子·山权数》记载;管仲在回答齐桓公什么是"御神用宝"时解释说:北郭有人掘地而得龟,用这龟就可以得到相当于百里土地的利益。桓公说:何谓得龟相当于百里之地?管仲回答说:让得龟的人把龟放在大盘里。您立即派出使臣,配备十乘马车,携带黄金百斤,到得龟人的家下令说:国君赏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还说:这是东海海神的后代,样子象龟,寄居在你的家里,赐给您中大夫的官服,终身享用,并给您百斤黄金的报酬。把这龟奉为无价之宝。过了四年,要征伐孤竹国,需要准备大量粮食。齐桓公了解到富户丁家所藏的粮食足够三军吃五个月,便把丁家主人召来向他说:我有一件无价之宝在这里,现在我有出征打仗的大事,想把这个宝物抵押给你,借用你的粮食。丁氏无奈,答应借出粮食。送去了粮食,但是丁氏不敢接受这个作为抵押的神宝。桓公便煞有介事对丁氏说:我老了,儿子又不了解这儿的前前后后,你一定要收下这个抵押品。丁氏回家后,便改建房屋,地上铺设了垫席,把龟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供奉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