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

铜器

时间:2004-10-10 15:49: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齐地是我国较早开始铸铜的地区之一,据调查在齐地的潍坊、临沂、烟台诸地,铜锌或铅共生矿资源十分丰富《管子·地数篇》载:齐地“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而据考古资料,七十年代三里河遗址发掘出土龙山文化又钭铜钻,住此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组鉴定:“两段铜锥者是铸造而成,锌的平均含量达23.2%”,“所用原料是不纯的,熔炼方法是比较原始的,因此很可地是利用含有铜锌的氧化其生矿在木戾的还原气氛下得到的”,即早期的黄铜。此外,在杨家圈、尧壬城、大范庄、栾台等遗址的龙山文化堆积中也出土过铜块、铜条和铜渣,此为齐是最早发现的铜器(图三八)。严格讲青铜是锌、锡、铅的合金,而齐地真正青铜的冶铸是在岳石文化时期,岳石文化时期齐地的青铜冶铸已成为突出的手工业部门;在照格庄、郝家庄、姑子坪、尹家城和清凉山等岳石文化时期遗迹均有出土,其范围遍及整个岳石文化的分布区域;而且一个遗址出土数量多,如尹家城遗址就出土名类小件铜器14件,器类有双翼铜镞,方体斜刀凿,窄斜刃三角形和斜长刃铜刀,三棱形铜锥,圆形铜钻和镯形铜环等;化验为青铜,是证岳石文化时期青铜器在齐地已普遍出现,说明此时已时入青铜时代。
  我们从青州苏埠屯晚商墓地和桓台史家遗址出土的多量青铜礼器分析,齐地青铜铸造的鼎盛时期是在晚商时期,进入齐国时代其铸铜工艺水平又有所发展。《考工记》曰“铜为美金”。甚为珍贵,是国家的重要物资,其冶铸均在其城内。齐国冶铜遗址在临淄齐故城,莒国故城,即墨故城皆有发现;在临淄齐故城的勘探中发现炼铜遗在二处,一在小城南部,一在大城东北部,均属东周时期。小城南部炼铜遗址在小徐村北和西关石羊村北头;范围前者东西约80,南北100余米,后者东西约150,南北100米,均属下层早期文化堆积。大城东北部炼铜遗址在*家寨村东南及东北方向的“韩信岭”一带,此处发现有大量铜渣、炉渣、烧土等遗物,据其层位属春秋前期。在齐城内还发现有二处铸钱遗址,一处在小城南部安合村南其范围东西南北各约200米,是铸“齐法化”作坊,属战国时期。另一处是西汉时期“半两钱”遗址,在阚家寨村南一带(图四)。在莒故城小城地发现铸“莒明刀” 的遗址;据齐国货币研究,其安阳、即墨均是齐国之城邑,城内亦应有铸齐刀币安阳之法化,即墨法化诸刀。《周礼·考工记》是战国时期齐国治铜技术的总结,按其用途加配不同比例的配剂,其形状大小,冶铸方法都有详尽载述,可知齐国冶铜业的发达。关于齐地出土的青铜器,按其用途,分青铜礼器、兵器、乐器、钱币诸类予以介绍。
  1、礼器
    礼器,亦称彝器、重器,多为王公贵族祭祀用器。齐国青铜礼器,西周前期未有发现,西周中晚期的墓葬内始有出土,西周晚期齐国青铜礼器的组合及器类,器型情况,我们从1984年发掘的临淄齐故城大城东北部东古村一号墓出土铜器略知大概;此墓出土有铜器16件,其中鼎3、簋2、匜1、盘1、壶1、*1、戈2、矛1、锛1、*1、辖1、衔2、镳1;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图五一)。此外,1964年在临淄齐故城大城东北部的河崖头村东北近淄河西崖处,因崖头坍塌,出土12件青铜重器,其中铜盂1、钟1、簋4、瓿1;而铜盂是所见临淄出土西周青铜器最大的一件,高43.4,口径62厘米,重35.5公斤,腹部饰两个杵形把手(失一),腹饰波状纹和窃曲纹(彩版壹:2,图四七)。前已论及,齐国已发掘的大中型墓葬,多已被盗掘,墓内和器物坑内所葬铜器多已荡然无存,春秋时期仅在齐故城为散出部分青铜器,其中1984年东古村出土铜鬲、铜匜、铜簋;1973年齐故城以北褚家村出土乳钉纹鼎、河崖头村出土轮式盖鼎,人形足敦(彩版贰:2);1956年齐故城南尧王庄西出土国子器16件,其中鼎8,豆6,壶2(图四八)。
  1970年临淄白兔王村出土“商子”铭文戈(彩版贰:1),1989年白兔村东又出土一件铭“惟王正九月辰在丁亥楖可忌乍厥元子仲姞媵女*”铜豆等;可窥其春秋时期齐国青铜礼器铸造工艺之一斑。战国时期是齐国铸铜业的繁荣时期,所铸青铜器不仅器类繁多,而且工艺水平高超,居先秦诸国之先。此时齐地青铜器除有失散出土外,淄博市博物馆1992年秋在临淄商王庄村清理了四座战国晚期的墓葬,其中两座未经盗掘(编号m1、2),出了有丰富的随葬品,这是齐国墓葬发掘三十多年来清理的唯一两座未被盗掘的墓葬;墓葬出土铜器、陶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骨器、玻璃器等器物560件,为齐文化遗物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此墓出土有青铜器245件,其中鼎7、盒9、壶4、杯形壶1、盘3、匜3、罍4、蒜口瓶1、汲酒器1、耳杯3、釜4、钵4、勺3;还有乐器14件(彩版肆:4,图六二)、兵器2件,日活器具及车马器等杂器179件(图四九—五六);其中出土的错金银铜盒(m1:20;彩版贰:3)、鸟柄灯(m1:106;彩版贰:4),汲酒器(m1:9),甚为珍贵,基本上代表了战国时期齐国墓葬的礼器组合、器物特征和青铜铸造工艺水平。
  此外临淄商王村西一座战国贵族墓附近,村民取土出土2件嵌金银镶绿松石铜器,一件是1964年出土的直径28.9厘米的大圆镜,这件铜镜制作精细华丽,构图严谨,工艺繁缛,谓战国镜之魁(彩版叁:2);一件是1982年同地出土的牺尊,此为酒器,长43,高28.3厘米,重6.5公斤。仿牛形,全器饰金银错镶嵌绿松石,其设计新颖,工艺娴熟(彩版肆:1);此两件国宝是战国时期齐国青铜铸造技术的精华,其工艺高超,为战国之最。
  2、兵器
    齐国自封齐建国始,就以重军事,强兵而立足诸侯。太公姜尚在所制国策中除发展工商经济外,崇齐地尚武传统,以武力强国。太公以军功封齐,败莱侯、辟国土、立稳国基;后桓公首霸,威宣称雄,逐成东方之强国。在齐国800余年间,出现了姜太公,齐桓公,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等一大批军事家,产生了《六韬》、《司马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著名的军事著作。齐国为求其生存与发展,提高其军事战斗力,对兵器的制作,改进和管理特予重视。考古发现证之,齐国兵器多出土于中型士以上贵族墓葬或仅出土兵器的小型士兵墓葬,也有部分属另散出土。
  西周晚期临淄东古一号墓所出铜戈和铜,予为齐地所见墓葬出土兵器最早者(图五七:1、2),其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出土量和种类渐多,战国尤甚(图五七—图六一)。纵观齐国出土兵器,略约分类三大类:
    (1)长兵器 主要有戈、戟、矛、铍
    戈,齐国考古出土兵器中以戈的数量为最多,据初步统计约有数1000件之多。战国时期戈的造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通体厚重,内援较平直,援尖作斜边锐角,后部宽肥,内一穿,胡三穿。二是内微上翘,前宽后窄或有明显收分,援长而胡曲,前部稍宽,后较窄,内一长穿,胡三或四穿。三是形体硕大,窄内上翘,宛若雀尾,长援弧曲,形似鸡颈,前部肥宽,后侧渐窄,内一穿,胡三、四、五穿不等。前一、二类戈时代可能要早,三类戈并存时间相当长。其早晚发展变化的趋势是形体由大而小由厚变薄,胡加长而穿增多(图五九)。
    戟 是戈和矛的合铸器。战国时期齐地出土较少,汉代见多。潍坊市博物馆藏一件切内戈,铭“车大夫长画”,即多戈组合戟之一部分;据其锈色,似齐地出土,究其形式,铭文文体,殆为我国时物;此器形体略显宽肥,与它国迥别,铭为齐字,故为齐器。其用途有二、一是徒卒所执,与徒戈同,为步兵徒兵所用武器。二是用于战车上的车戟。考古证之戟柄长度与《考工记》所载相吻合。
    矛 矛亦是齐国主要兵器之一,其出土数量仅少于戈。其形式有两种:一是形体较大,宽叶、长锋中起脊,肥骹;二是形体较小,通体瘦俊,锋部断面呈菱形。应为徒卒所执用。
  铍 铍是战国时期一种颇具威力的兵器。齐铍是一种形式即矛而体硕大。1987年冬潍坊市潍城区杏博村出土一件,其下端骹部残缺,残长33厘米,长刃似剑,下有短茎接骹,与一般大矛大异。1984年临淄东古一号墓出土矛(m1:11)平刺中有弦脊,筩作喇叭状,筩与刺结合处饰卷云纹,通长31、筩长11,刺长20厘米。临淄商王墓地出土铜破一件(m2:59)器长20.8厘米;从其长度和形制,此两件亦可断为铍,盖亦齐武库存法中所称之为“铦”(图五七:1、5)。
    (2)短兵器 主要有剑,七首,削。
    剑,剑主要是用于近身防卫与进攻的兵器,战国时期随着骑兵的出现,剑成为与戈考古出土最多的兵器。出土所见齐国剑有三式,一是剑身起脊作柱状,两侧有皿槽,短颈圆或扁圆,无镡及首;通长5—30厘米左右;此式剑流行春秋及战国早期,战国晚期则少见。二是较肥,长脊如线,直振锋端,有镡及首,圆茎有两道凸箍,首作鉼形;形体硕长,一般通长40厘米左右。平度战国墓出土铜剑长者58.8厘米,特长者67厘米,为迄今所见最长者。此式剑出土数量最多,约占80%以上。三是剑身同二式,只是基作筒形,首当喇叭口形;此式剑比二式剑少,比一式剑多,约占50%。二、三式剑流行于战国晚期(图五七——六一)。
    匕首 铜匕极少见。山东长岛出土一件铜匕首,长6.5;把透周住作蟠虺纹,刃锋锐利,是一件制造精细的实用兵器。
    削 铜削不多见;身作长条形,微弧曲,宽背、藻刃、柄作棱柱或扁圆,柄环作椭圆形,通长20厘米左右。制作精良,可作武器,兼为手工工具。临淄郎家庄东周殉人墓出土2件铁削,其中一件残长21.5厘米,商王墓地出土二件铜削,其中一件残长21.8厘米;铁削4件,最长者29.6厘米(图五七:7)。
    (3)远兵器
  主要有弩机和镞。齐墓出土弩机形制较简;长清岗辛战国墓出土有弩机,无铜郭,只有牙和悬刀。镞齐地商代即有出土,齐国时代继续多见出土,战国时期见有两种形式:一式两翼,有脊,铤细长,作圆柱或中空。二式无翼,三棱或圆锥体,铤较短(图六0)。
  3、乐器
    由于齐国文化的高度发达,齐国音乐在先秦时期也最为先进,并独具特色。齐国音乐是由齐地夷乐发展而来的。《路史·后记》载:“(少皥)立建鼓,制浮磬,以通山川之风。作《大渊》之乐以谐人神,和上下,是曰《九渊》”。少皥是原始社会晚期居位在鲁北齐地东夷集团的首领,是证此时齐地夷人不仅能制作鼓、磬类乐器,而且已编排出定型的优美舞曲。《吕氏春秋·古乐篇》曰:“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搡牛尾,投足以歌人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玄鸟》乐章即是崇拜这种图腾的东夷人的乐舞曲。据考古发掘莒县陵阳河出土大汶口文化图象文字即象筒、桶形哨一类奏乐器,有可能在莒县一带的夷人在狩猎战前应有演奏乐器,举行祭祀性质的军事跳舞。邹县大汶口早期墓葬中出土陶鼓,桓台李寨大汶口墓葬也出土带钮的陶釜,此均为最早的乐器,其年代早至5000年以前。
  潍坊姚官庄遗址出土龙山文化陶埙,亦证居住在齐地的夷人在乐器乐舞的创造已取得很大成就。商代齐地所建薄姑国,青州苏埠屯商代大墓出土铜铃,惠民麻店出土铜铙。我们从桓台史家出土的一件商代中期铜觚八字铭文知在祈求丰收求雨,狩猎之祭是用“舞畴”即“舞*”。齐国音乐继夷人之《韶乐》,韶乐舜时有《萧韶》、《九韶》、《韶箾》、《九招》、《大招》、《昭虞》;禹时完善《九招》、《九韶》,“自卿大夫师瞽以下,皆选有道德之人,朝日习业,以教国子,学歌九德”,可知《韶乐》历经夏商周至齐建国时已发展为著名的国乐舞曲。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周朝国乐敬于各诸侯国,故而《韶乐》不仅直接影响齐乐,而且在齐国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增强了它的音乐性和艺术感染力。故而是当孔子在齐闻《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感叹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尽美矣,又尽善也”。考齐国音乐,有民乐和官乐两类:《孟子·告子下》载:“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此类唱歌是援琴而鼓之,说明齐国西部民间是善于唱歌的。所谓官乐据载有礼乐和燕乐;官乐主要指《韶乐》,其形式规整,气势恢宏。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齐宣王竟在宫延中组织起300余人的专业乐队为其演奏,以致南郭处士滥竽其中而不知晓,足见其国君宫延重视程度及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战国策·齐第一》曰:“临淄甚富而实,其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是见齐地之民间音乐的普及情况。至于燕乐是宫延为了娱乐而演奏的乐舞,适于比较大的场面。《史记·孔子世家》载:“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依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围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足见齐国燕乐技艺之高超。
    考古发现见之其青铜乐器皆出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主要有以下四批:
    ① 章丘女郎山战国大墓出土铜乐器有:钟12件,钟架2副,分别为钮钟一套7件,镈钟一套5件(图七五)。其完整者尺寸列下表:

钮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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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

舞修

舞广

铣厂

中长

铣间

鼓间

壁厚

重量

钲长

备注

上径(宽)

下径(宽)

中鼓

侧鼓

171

24

3.6

2.8

4.1

10.3

8.6

17.7

14.7

14.5

9.8

1.4

0.6

1040

12.5

172钮钟未能复原;154 155未能复原

173

17.6

2.9

2.7

3.6

8.5

7

12.2

12.2

13.1

8.7

1.2

0.5

950

9.9

174

15.5

2.4

2.3

3.4

7.2

5.5

10.7

10.7

10

7

1

0.6

700

8.7

175

14.8

2.6

2.2

3.1

6.7

5.4

10.3

10.3

9.8

6.7

1.1

0.5

500

7

176

13.9

2.6

2.1

2.9

5.5

4.7

8.5

8.5

8.7

6.1

1.3

0.6

400

6.3

177

11.5

2.4

1.9

2.6

5.5

4.5

7.4

7.4

7

5.55

1.1

0.7

200

6.2

151

26

4.7

3.5

5

12.4

10.1

21.2

21.2

15.9

11.3

1.3

1

3200

13.6

152

22.5

4.5

3.5

4.5

10.9

8.6

19.5

19.5

41.9

10.9

1.2

0.9

2500

12.8

153

22

4

3

4.6

10.9

9

18.5

18.5

13.3

10.7

1.3

0.8

2020

12

  此外墓葬1号陪葬墓还出土有彩绘乐舞俑38件,其人物俑26件,有单人歌唱俑1件,双人长袖舞俑2件,表演俑8件,观赏俑10件,演奏俑5件(彩版壹:1,图四一、四二、四三)。陶乐器6件,有大建鼓1件,小建鼓1件,编钟一组2件,编磬一组2件。
  还有祥鸟8件。此组乐舞,乐器的布置,对齐国音乐的创复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图四三)。
    ②临淄商王墓地:出土钟磬架构件8件,2套;编钟14件(m2),应为两组,每组7件。大者通高29,小者通高11.4厘米,依次相序(彩版肆:4)。经鉴定,此钟均属实用器,至今发音准确,音质优美;正合《吕氏春秋·古乐篇》所云:“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2号墓还出土石磬19件,据放置位置推测亦为2组,一组10件,另组9件(图七四);亦大小相序,小者鼓长13.5,小者鼓长35.7厘米。其制作亦与周礼·考工记》载:“磬氏为磬,倨旬一矩有半,其博为一,股为二,鼓为三。叁分其股博,去其一以为鼓博;叁分其鼓博,以其一为之厚”。据鉴定此现磬亦为实为器,击之似音质明确,乐律分明,其声音清脆悦耳,优美可听。
   ③阳信城关镇西北村战国墓出土石磬13件,大者通长74.5,小者通长18厘米,大小相序,似为一组;出土时表面附有朱红颜料,击之音色纯正。纽钟一套9件,大者通高28,小者通高15.3厘米;出土镈5件一套,大者通高32.5,小者通高24厘米(图七六)。
 诸城臧家庄与葛布口战国墓出土乐器:臧家庄战国墓出土铜镈一套7件,铸铭“*絺立事岁十月已亥*(莒)公孙朝子造器”16字;编钟一套9件,铸铭“*絺立事岁十月已亥*公孙朝子造器九”17字。“*”释为莒,与莒明刀“莒”字同,此器可定为战国齐莒城铸器,为莒君用器(图七一)。此墓还出土石磬一套13件,大者长74,小者长17厘米。
    由以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出土乐器知,齐国音乐所用乐器略约有三类:一是敲击类:有石磬、铜镈、铜钟、铜镛、铜铙、铜铃、建鼓、击筑等;二是吹器类:有竽、埙、笙、管、箫等;三类是弹器类:有琴、瑟等。因以上器类多为竹木质,实已腐朽无存,今所见多为铜、石所制之器。关于齐国音乐演奏场面排列,应是悬挂器两旁,弹器类在前,呗器类在后,间布祥鸟;有歌者,有舞者;是应器类种多,载歌载舞,场面广大,气势恢宏。
    4、钱币
    东周以降,各诸侯国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均铸行了不同的货币,形成了先秦时期四大货币体系。地处我国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赵、中山诸国,以及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戎、胡、狄诸部族铸行的是刀币,亦形成了环渤海刀币货币文化圈。
  前以言及,齐国是重工商的国家,故而手工业、纺织业、鱼盐业尤为发达。至春秋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国家强盛,以首霸诸侯,名振四海。为其商品贸易之需求,在继续流通使用贝币的同时(彩版伍:4),春秋早期始铸刀币。齐关于齐地另散出土乐器,我们依据林济庄《齐鲁文化源流》一书所附表列下:

器名

枚数

时代

出土时间地点

考古资料

陶埙

1

龙山文化

1981年,长岛大里山北庄

山东省文化厅史志办《文艺志资料·音乐》

石埙 

1

春秋

沂水高桥镇

同上

韶埙

1

 

青州市

同上

太室埙

1

 

同上

同上

陶埙

6

战国

临淄

 

陶埙

数枚

战国

1991年,章丘女郎山

《新华文摘》1991年第8

编磬

6

春秋

1978年,沂水县刘家店子

《文物》1984年第8

编磬

12

春秋

1975年,莒南县大店老龙腰

《考古学报》1978年第3

编磬

16

春秋

1978年,临淄大夫观

《临淄区志》临淄博物馆藏

6

春秋

1963年,临朐杨善乡

《文物》1972年第5

编磬

1

东周

临淄韶院村

临淄博物馆藏

编磬

3

战国

1971年,临淄郎家庄

《考古学报》1977年第1

编磬

12

战国

1970年,诸城臧家庄

《文物》1987年第12

编磬

13

战国(齐)

阳信县

《文艺志资料》

铜铃

1

春秋

1959年,烟台上夼村

《考古》1983年第4

铃钟

9

春秋

1978年,沂水刘家店子

《文物》1984年第8

22

春秋

1988年,章丘明水小峨眉山

《文物》1989年第6

1

春秋

海阳县

《山东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

1

东周

1982年,临沂凤凰岭

《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8年版

1

春秋

1978年,沂水刘家店子

《文物》1984年第8

2

战国

1986年,牟平王格村

《文艺志资料》

錞于

1

春秋

1978年,沂水刘家店子

《文物》1984年第8

錞于

1

战国

临沂

临沂市博物馆藏

叔夷鎛

1

春秋(齐)

1123年,齐故城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齐*鎛

1

春秋(齐)

传世品

《山东金文集存》1940年版

2

春秋

1978年,海阳嘴子前村

《文物》1985年第3

编鎛

3

春秋(莒)

1963年,莒县天井汪

《文物》1972年第5

编鎛

3

春秋(莒)

1978年,沂水刘家店子

《文物》1984年第8

1

春秋

1963年,临朐杨善乡

《文物》1972年第5

1

春秋

1975年,莒南大店老龙腰

《考古学报》1978年第3

编鎛

9

东周

1982年,临沂凤凰岭

《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8年版

1

春秋

1973年,牟平长沼村

《文艺志资料》

1

春秋

1964年,长岛大竹山岛

同上

1

西周

传世品

临沂博物馆藏

*氏钟

1

春秋

传世品

《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

1

春秋

1969年,烟台上夼村

《考古》1983年第4

1

春秋

临淄河崖头村

《文物》1972年第5

编钟

4

春秋

1959年,海阳观阳古城

《山东文物选集》

编钟

4

东周

1978年,临淄大夫观村

《临淄区志》

编钟

4

春秋

1988年,章丘明水小峨眉山

《文物》1989年第6

编钟

5

春秋

1963年,临朐杨善乡

《文物》1972年第5

编钟

5

东周

1983年,临淄稷山洞石墓

《临淄区志》

编钟

5

春秋

1978年,海阳嘴子前村

《文物》1985年第3

编钟

6

春秋

1963年,莒县天井汪

《文物》1972年第5

编钟

9

春秋

1978年,沂水刘家店子

《文物》1984年第8

编钟

9

春秋

1975年,莒南大店老龙腰一号墓

《考古学报》1978年第3

编钟

9

春秋

1975年,莒南大店老龙腰二号墓

同上

编钟

9

春秋

1966年,临沂鹅庄

《文物》1972年第5

编钟

9

东周

临沂凤凰岭

《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8年版

编钟

8

东周

1978年,临淄大夫观村

《临淄区志》

编钟

9

东周

1983年,临淄稷山洞石墓

《临淄区志》

编钟

9

战国

1970年,诸城臧家庄

《文物》1987年第12

编钟

9

战国

临沂西花园涑河北岸

《文艺志资料》

叔夷

13

春秋

1123年,齐故城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编钟

14

战国

1988年,阳信城关

《文艺志资料》

编钟

9

战国

诸城都吉台

诸城博物馆藏

  国所铸刀币,其形体硕大,造型规整,币文俊秀为其它诸侯国所铸货币所不能相比。齐刀币取象于手工工具刀削。据我们研究,齐国在春秋时期铸行有:“齐之法化”,“安阳之法化”,“即墨之法化”三种刀币。战国时期主要统一铸行的是“齐法化”刀币;此外为纪念田单败燕,齐襄王复国还铸行了“齐返邦立长之法化”纪念刀币(彩版伍:2),齐国之主要城邑也铸行有:即墨法化、齐明刀、莒明刀(图六四)诸刀币;战国晚期受秦半两圜钱的影响,又铸行了賹化圜钱,有賹化、四化、六化三品(彩版伍:3)。研究知“齐之法化”,“齐法化”,“齐明刀”,“賹化圜钱”四类刀币是临淄齐故城铸造,今见在故城小城南部安合村钻探出一处铸造“齐法化”刀币的遗址(图六五);“莒明刀”是战国时期齐之莒城铸造,在城南也发现了铸币作坊,并出土了大批莒明刀钱范(图六六),坩锅、铜碴和炉。“即墨之法化”和“即墨法化”刀币是齐之即墨故城铸币;“安阳之法化的铸造地点,因史料记载安阳本属莒地,《后汉书·方术列传·赵彦》记:“莒有五阳”。注曰:“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并近莒”。
春秋晚期齐景公(公元前567年)天莱、安阳归齐,始铸此刀。据最近统计,迄今出土的刀币约150余批,约计10000余枚  春秋时期所铸即墨之法,安阳之法化,齐法化出土875枚,约占刀币出土总量的10.84%;而战国时期所铸刀币出土7245枚,占刀币出土总量的89.16%。齐明刀出土了十七批,略约10371枚。从刀币的出土地点知齐国商品贸易多在其都、城、邑之地。而齐之外境不见刀币出土,是证齐国与其它诸侯国贸易是不用刀币的;刀币且均窖藏出土,墓葬不殉,究其根由,于刀币的特殊功能相关。而从刀币的出土数量知齐国最强于战国,其商品经济要比春秋时期繁荣的多,故而铸行刀币多,出土数量才有可能多达89.16%,是显其足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