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政权”

抗日战争中的“两面政权”

时间:2004-09-21 10:26: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1939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从正面战场抽调了大批日伪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进犯。1941年起,又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三光”政策,妄图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临淄县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叛变投敌后,更为虎作怅,帮助日军在临淄境内修筑了50多个据点。碉堡林立,遍布各地,鬼子汉奸“清乡”、“扫荡”,出没无常,到处是一片血腥恐怖,敌占区的党组织全部转入了地下活动。
    面对这种情况,我清河党组织,抗日军队,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向敌伪展开了英勇的“反封锁”、“反扫荡”、“反蚕食”等斗争。军区党委对益、寿、临、广四县边区和临淄县领导机构进行调整派出了李荆和、赵治安、杨三友、李铁锋等同志分别担任四边县和临淄县的书记和县长,并抽调兵力成立了四边特务大队,陈景三任大队长、陈瑛任政委。临淄县大队由李铁锋任大队长,孙成才任副政委。他们一面化整为零,高度分散,单线联系、昼伏夜出,坚持抗日斗争,同时又依靠群众,扩大工作范围,争取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战争。通过各种方式,安排我们的人去当伪村长、伪乡长,或说服转化伪人员为我所用,从而形成了“两面政权”。当时群众称他们为“白皮红心萝卜”。这种“两面政权”,表面上是为敌伪服务的伪政权,实际正是为我们服务的机构。它不但能以合法的身份同敌人敷衍应付局面,巧妙周旋,保护群众利益,还可以利用这些机构,完成我党我军的某些抗日斗争任务。
    南卧石材的李民源同志是我党的一名干部,党组织派他担任了伪村长。他不仅平时张罗应付敌伪,保护群众,还曾出色地完成了诱敌出动,保证南卧石伏击战胜利的任务。
  1940年 9月 15日,我清河军区三支队基干二营六、八 2个连队,由孙正教导员兼营长率领,在南卧石南门里选择了有利地形,设下了埋伏,准备伏击店子据点出动“扫荡”的伪军。我军布置好后,可是店子据点的伪军本出动,当地党组织为了配合部队作战,决定让李民源同志这位“两面村长”去店子据点诱敌。
  李民源到店子据点报告说:“南卧石村去了十几个土八路,在村里催粮、要款,还不难老百姓砍倒高粱秸,请皇军到南卧石去“围剿。”第一天敌人仍未来,第二天李民源用了“苦肉计”,自己狠着心拿一根树条子猛抽打脊背和胸膛,打得自己遍体鳞伤后,又找人挑了一担黄梨和一担南瓜,进了店子据点。他把梨送给了日军,把南瓜送给了伪军,再次向日伪军说:“今天是仲秋节,送这点东西慰劳皇军。”然后脱下褂子让日、伪军看看身上的条条伤痕,说是叫土八路打的,日伪军果然信以为真了。
    9月17日上午10点多钟,日伪军出动了。李民源走在伪军的前面带路,他高声喊到:“乡亲们,不要跑,皇军来了,不要怕。”他拿出一条白手巾乱摇晃(这是与我军联系的信号),几名打扮成老百姓的二营八连侦察员假装逃跑诱骗前面的伪军脱离日军的队伍。李民源一看伪军都走在前面,离开了日军的大队,他一闪身跑进一条胡同溜走了,找部队集中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齐向日军射击。这次伏击战,毙。伤日军6人,缴获小炮卫门,步枪3支,弹药物资一宗。孙正同志在总结战斗时说:“南卧石伏击战的胜利,除我们八连指战员英勇战斗沉着打击敌人和广大群众封锁消息,支援部队外,还有‘两面村长’李民源同志的一份功劳啊!不然这个胜仗打不成。”
    另外,临淄二区伪区长杨子龙、四区区长徐振江、雪官乡乡长刘洪儒、安平乡乡长徐秉诚和伪村长房崇贵、郑德修等人,都是“白皮红心”、“两面政权”的代表人物。他们明着是为敌办事,秘密给共产党、八路军办事,一旦敌人外出“扫荡”,他们千方百计给我方传送“情报”。敌人来了,他们摆下烟酒,夏天买下西瓜,冬天买下梨果应付日伪军,尽说好话,就是八路军住在村里,有“伪村长”出面应付,我军也会太平无事。有时敌人抓去我们的干部和工作人员,他们就大包大揽去向伪军“保人”。西二区区委书记刘保文被王家六端的伪军抓去,“伪乡长”刘洪儒千方百计把刘保了出来。青年干部崔英智被石槽盛据点的伪军抓住,“伪村长”郑德修趁着敌人还未回据点,半路上送给伪军一些钱,并说崔是好人,便把崔英智留下了。
全县任职“两面政权”的人员,大体上有以下三种类型:即组织委派的,由坏变好的,由好变坏的。第一种类型是党组织为了革命的需要,选派优秀党员或可靠群众中能说会道的人担当伪区、乡。村长,这些人只是表面应付敌人,实心为我服务,他们一旦身份暴露,就安排离开此地到部队去,如李民源、郑德修等暴露身份后,都参军到主力部队去了。第二种类型,是经过我们的工作和教育,由为敌办事转变为也为我们服务。第三种类型是部分不坚定分子,认不清形势,为敌人一时的嚣张所吓倒,背叛革命,死心踏地为敌效劳,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政,与人民为孩,最后受到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