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错划为“右派”的回忆

我被错划为“右派”的回忆

时间:2004-09-21 09:57: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我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教师、中心小学校长、中共临淄县委组织部干事、临淄县委宣传部干事、临淄县委秘书、路山区委书记。1957年开始全国开展整风反右斗争,由于种种原因,1958年5月我被划为右派,罢官撤职,开除党籍,保留工职,进行劳动改造。1960年12月,宣布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安排工作。1979年2月,中共临淄区委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作出决走,为我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行政级别。任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管委主任、后又任金岭公社党委书记之职。1980年12月退休。我现已过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漫漫人生之路崎岖坎坷,母亲有时错怪了儿子,但儿子不能记恨母亲,所以,我对党始终坚信不移,矢志不渝。下面是我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回忆:
    一、被划为“右派”的背景
    我之所以被划为“右派”说来话长。还得从农业合作化和人民“闹事”说起,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六中(扩大)全会。批判了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工作中所犯的“小脚女人”的错误,定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时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农业合作化高潮。1956年我县农业合作社发展到656个,入社农户42676户,占全县农户的85.6%。同年秋后在初级农业社的基础上又试办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社,随即把初级社全部合并转为高级社,几个月的时间人社农户达到50388户,占总农户98.4%。土地归集体所有、取消土地分红,收入按人口和劳动工分分配。当时我国农业分散、使用手工工具和畜力进行劳动生产。由于农业合作化发展过猛,农业生产关系的突变,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脱离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基层农业社干部又缺乏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又加1957年起推行大寨评工记分法,其办法是自报公议工分,不论劳动好坏,评所谓思想分,甚至把按劳分配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出现了出工一窝蜂、干活稀拉松的现象。致使地荒减产、牲畜瘦死、农具坏烂、人心涣散。
    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风暴过后,较富裕的社员冷静地一想,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统统归集体、贫富拉平,感到吃亏上当,从而引发了1957年的人民“闹事”。开始,以要统销粮为导火线,围攻干部,其实质是借机闹退社,“走回头路”。有的到集体牵牲口,抬水车、搬农具,拆集体建筑。当时路山区闹事厉害的,有南坞、大张、北龙、大路等村。如南坞村群众,把驻村干部国如三同志,围困住处,不准吃喝拉尿,从早晨直围困到半夜。趁晚问人少时,我派人送去通知,假说要国同志明天去县开会,这才把他放回。一天下午,北龙村来报说:群众往家牵牲口,抬水车、搬农具。我吃过晚饭与公安员王长吉同志和通讯员小曹赶到该村,通知村民到村识字班教室开会对话。会中有的背后鼓动,有的无理纠缠,直到半夜。
  最后王长吉同志采取谁发言记谁的名字的方法,这才使闹事者的情绪逐渐消沉,慢慢散去。麦收即将开始,大张村又闹起来了,把村支部书记孙某家,围闹了两三天,闹得他家老婆哭、孩子叫,做好的饭被群众抢吃,做的干粮群众抢拿,闹得全村不安宁。我得知后,冒雨前往该村,了解情况,召开村民大会,讲明道理才得以制止。
  我当时受以上情况影响油于群众观念的驱使,对1957年县委分配给路山区230万斤的夏粮征购任务,抱消极态度。为此在县委8月召开的“三干”会议上,点名批判我有严重右倾情绪。会后原纪委书记高修义同志主持路山区委工作,我便靠边站了,被派到西申村搞“三秋”工作。
  对我点名批判后,县委等待我觉悟检讨。可我反复考虑觉得无须检讨,直到较系统地学了党的基础知识,才认识到,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决议是无条件的,即使对党的决议有意见,也得边提出个人意见,边坚决贯彻执行。认识到对县委分配给路山区的夏粮征购任务消极对抗是不对的,是党纪所不容的。这才写了书面检讨,交县委请求处分。当时县委书记田振三去省开反右补课会,束成河政委主持工作。收到我的检讨后,又对我进行认错教育,后县委常委决定,要我在本区常委会上作检查。我在区常委会检讨后,县常委决定对我兔予处分,恢复工作。
    二、划“右派”的经过
    1958年2月份,县委召开“三干”会议,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县委整风。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党员有权对党的工作,各级领导和党员个人,提出建议和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开展批评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据此,我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三干”会上提了如下意见:(1)合作化冒进了,形势规模太大了。超越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和基层干部的管理水平。大社不如小社,如召口、大路五六百户的大社,不如山庄、大薄等三五十户的小社办得好。(2)县委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购了过头粮,造成人民生活困难,有的外出逃荒要饭,费心劳力把粮食统购进来,再麻麻烦烦统销回去,挫伤干群情绪,不利于干群团结,不如少购少销。(3)县长徐萃昌认为我对其在路山任副区长的爱人李维平照顾不周,对我有意见,打击报复我。当时,徐在路山帮助“三夏”工作。她与我共同去区委决定给路山区减购的夏粮征购任务,事后全推在我自己身上。以上意见虽有些偏激,但确是诚心诚意,为民请命,为党消除弊政的谔谔之言。
    “三干”会后段开始转为反击“右派”反动言论。我的发言已成众矢之的,随即对我开展了辩论、批判。会后又留我在县委进行批斗。县委专门给倒了一间小屋、并派组织干事张某与我同住监督,怕我逃跑或自杀。旧历年前,我认真实际地写了几次检查,被轮番批斗了两三次均未过关。已到旧历年关,县委放我回家过春节。到家后,妻子见到我忧喜交加,喜的是没想到能放我回家过节,优的是惹下塌天大祸,不知怎样发落。我参加工作后,很少在家过春节,这年虽在家,但过了个窝囊年。年初三冒尺深大雪步行回到了县委。
    回到县委后,县委派人给我送了些中央机关被打成右派的典型材料,要我参考对号。我考虑,组织已圈定我为划“右派”对象,如实检讨是过不了关的,只有照葫芦画瓢,按中央确定的划右派的六条标准尽量拔高上纲,以期过关。
    当时我对照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无限上纲拼凑右派条件,写违心检查,思想却十分矛盾想不通,共产党把我这个极为孤苦贫困的青年,从万恶的旧社会火坑中抢救出来,党是我的救星。我父亲是烈士,母亲被敌人残害致死。参加工作后,党对我精心培养,并对我信任重用,我为什么反党,反救命恩人呢?难道我希望再回到万恶的旧社会的火坑中去受罪吗?我想实事求是地检讨是通不过了,只好按“六条标准”上纲违心检讨。果然奏效,首次检讨,说我对错误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第二次检讨通过了。对照划右派六条标准,我占了三条:(1)反对合作化即反对社会改造;(2)反对粮食统购统销即反对党的重大政策;(3)反对县长徐萃昌即反党,因徐是县委常委。仅这三条划右派的理由尚不够充分,还须有反动的社会根源,又给我拼凑了以下两条:其一,参加“好好道”。根据是我姑参加过“好好道”,我大约七八岁时,曾跟姑母去本村道首家聚过会;其二,与反革命分子拜交。所谓与本村反革命分子拜交,系童年时与谢玉山(肃反中定为反革命分子),整天在一块儿玩,互称对方的父母爸妈。用以上两条作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根源。不但如此,还从“鸡蛋里挑骨头”。有一次我在县委开会汇报工作时,汇报我区开“三干”会有的农民回忆对恰忆苦思甜时,回忆到合作化及生活困难外出逃荒要饭,诉起新社会的苦来了。当时只是作为情况汇报的,也成了我的反动言论。就这样,右派条件凑够了,反动社会根源找到了,从此结束了批斗,命我等候处理。
    当时与我同时划为右派的还有李文森、李贵友。我们三人每天清扫县委大院,有时挖厕所,脏活累活派我们干。当时,我们三人思想苦闷,情绪低落,自惭形秽,低人一等,不愿与人交往,见了熟人低眉闭目,躲躲闪闪,顾影自怜,直等到1958年5月25日,先开了县委机关支部党员大会,支部书记齐光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全体党员举手通过,就我自己未举手。随即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我为“右派”受二类处分,保留政籍留用查看,月生活费23元。后又等了近百日余,又对我宣布改为五类处分,保留政籍,由行政18级降为双级,下放淄河园艺场劳动改造。
    三、劳动改造
    从1958年7月份开始,先是到淄河园艺场,进行脱胎换骨净化灵魂的劳动改造,主要是在沙滩挖穴换土植果树,秋天帮助生产队秋收秋种。1959年8月,益都、临淄两县的右派100余人合编为一个连,三个排,我任一排长,开赴益都县杨集山区林场植树。1960年6月上旬去云门山林场,锄草灭荒,嫁接枣树。8月1日,调往淮阳公社北高村,帮助灭草荒,达3个月有余,于11月9日回云门山。12月2日,在云门山林场会议室召开会议,宣布为我和另外几个人摘掉了“右派”帽子。自1958年5月25日,给我戴上这千斤重的帽子至1960年12月2日,共两年半的时间。漫长艰难的两年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会后急去邮局发了加急电报向家人报喜。
    四、摘帽后分配工作情况
    搞帽后留林场做文书工作。领导信任,我工作也认真负责,几位场长都较年老体弱,我坐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抽空学习,有时也参加劳动。旧历年三十那天,我准备回家过春节了,吉林省来电报称:你场逃跑右派刘希者现在吉林省江密峰老象,叫去抓他。当时干部职工都回家过春节了,此重任只好由我去完成,场长给了皮裤、皮大衣,到公安局写好证明后带足现金粮票,当日下午乘车西去济南,后又乘坐由济南去沈阳的列车。大年初一又乘车去吉林,到江密峰小站下车时已是晚上11点了。出站一看,一片白茫茫的冰冻雪原,没有道路,夜深入静,辫不清方向,回顾茫然,只好朝有灯影的方向走去问路。走到一个人棚屋内,有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围柴烤火,见到我只看不理,态度冷漠。我理解此时他们的心情。
  我在车上买了些黑面包,借火烤上分给他们吃,缓和了情绪,询问了去江密峰村的方向和距离、其中有个同志带我到了江密峰村。年初三找到党支部书记,他领我副刘家,见到了刘希者。
    他家住山沟,三五户一撮,木屋柴门,天极冷,门外一片雪原。但屋内柞木烧上炕很暖和。生活不好,细粮极缺,住了两天,向他说明,场领导挂念他,要他尽快回去。我与刘商量好回去的时间后,给他留下粮票现金,便起程回了林场。
    回场后我仍分管“右派”和场内事务。直到1961年冬天,益都、临淄分县,我被调回淄城关,任生产助理,在谭家驻村。当时谭家队场里玉米埋在雪堆里未剥完,生产队班子瘫痪,主要工作是建生产队班子,直到春节才算基本建成。开始正常工作。
    1962年3月10日调回家乡淮阳公社,去宁王驻村。由于合作社急躁冒进,大跃进、大炼钢锁、大办集体食堂。致使人民群众少吃无烧。一去摸底排队,搞统锗,整天提心吊胆,怕饿死人,有的买甜莱糖檀吃,大多户掺糠吃莱,幸好,中央指示,公社核算单位下放,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大镢刨地,人拉耧,驻村干部带柴粮自炊。那年夏季阴雨多,破屋烂墙,怕倒塌砸死人,逢雨天不分白黑冒雨检查危房户和危饲养棚。
    1964年3月,按县委组织部调令,去新建梧台公社生产助理之职,一干就是15年。大部分所间驻村,与社员一起参加劳动,“三夏”、“三秋”大忙天天劳动,抗鸨防涝、灭荒锄草,样样都干。
    1966年5月开始了史无前们酗文化大革命。我交被作为反革命“黑五类”被揪斗。此时我患下炎病,边挨斗,边劳动,边治病。在机关斗,造反派要回本村斗,七斗八斗几乎丧命。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想逃往边远深山老林,了此一生。
  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了“五五”指示,为错划右派平反。1979年2月26日,中共临淄区委给我做出了彻底甄别平反的决定,发了“红头”文件。决定指出:傅中明同志在整风反右中的言论,不是右派言论,现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资行政18级,分配适当工作。漫长艰难的20年,精神、肉体受尽折磨,从此云开日出重见光明,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直至1980年12月退休。
  我追随革命30余年,对党对人民很少贡献。正当年富力强,能为党和人民出力时,被打成“右派”,耽误了为党和人民出力的20多年的好时机。甄别改正后,已年老体弱,体力不支,”因而退休。退休后总感到还欠党和人民的债,于心不安,故不计报酬(月17元补差),干乡多种经营和老干部工作员10年整,以还党和人民的欠债,方感心安理得。

                                             (高阳镇政协工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