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临淄的特务机构及其活动概况

日伪时期临淄的特务机构及其活动概况

时间:2004-09-21 09:52:00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为了密切配合其军事行动,镇压、破坏抗日组织,围剿、蚕食和封锁抗日根据地,压迫、屠杀沦陷区的人民群众,在军事占领临淄县城后,迅即建立了特务组织,进行特务活动。
    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侵占临淄城后,组建了伪政权,在伪县政府内设立情报科,有科长、科员各一人,情报科千方百计地搜集社会上的各种情报,经过整理、刻印,定期向青州道尹公署汇报。这是伪政府的公开特务机构,所搜集的情报只是社会上的一般情况。此外,另有隐藏在伪“临淄县警务局”内部的特务机构,即临淄县警务局警法股。
    1940年冬,日寇开始对沦陷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伪临淄县警务局扩建,并改称为“临淄县警察所”,警法股改称为“特别保安系”,简称“特保系”,俗称“特高系”,仍隶属于临淄县警察所管辖。
    特别保安系内有系长、委员、所员三个级别,都是货真价实的日伪特务分子。系内还设有“剿共班”,是武装特务。先后任系长的有6人,系员20人,所员32人,共发展特务分子58人。其全部人员约占警察所总人数的50%。系长、系员有权各自发展情报员若干人,统统实行单线领导,不准发生横的联系。这些被拉拢、收买、利用的情报员分布在工、商、学各界及农村,为日伪特务分子秘密刺探、搜集我抗日组织的军事、政治及各种社会活动情报。
    临淄伪警法股(特保系)历任股(系)长,都是外地人。他们都分别接受过日本特务机关的特种训练,忠实地为日本侵略者效劳,是铁杆汉奸。
  第一任股长周子元,到临淄后改名邹芷垣,辽宁省盘山县佟家庄人,土匪出身,后被伪满政府招安,编入辽河水警队,又于伪满康德二年(1932年)调往营口海边警察队。他为了升官发财,飞黄腾达,投机钻营到山东投靠熟人,被安插到“济南四种警察训练所”任职。在这里,他进一步接受所谓“效忠天皇”的汉奸卖国思想,学会了一些搞特务活动的手段。1939年被派到临淄,担任警法股长,任职一年,因其熟人调走,后台垮掉,写了“辞职报告”,调往他处。第二任“特保系”长王哲民。原名王厚仁,章邱县明水镇人,国民党党棍。1939年到“济南甲种警察所”受训,结业后分配到临淄县警务局任巡官,1940年10月担任“特保系”系长,1942年初被调往临淄县警备队任中队长,1945年8月临淄解放时被俘。第三任系长马国钧,又名马民枢,在临淄更名高照,辽宁省营口市人,高中肄业后即到营口市警察厅任警士,接受奴化教育,积极效忠于日寇。1940年调来山东,先后在“青岛乙种警察训练所”和“济南甲种警察训练所”接受特种训练。1941年1月调临淄任“特保系”系长,因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于1943年4月被免职。第四任系长施桂林,原名施铭勋,河北省东光县城关镇西街人,1939年8月人北京日伪“警官学校”,1940年3月毕业后到济南任省会警察署三等警官,1941年8月,调往惠民县警察所,先后任书记、所员,保安系长等职。1943年7月调来临淄任“特保系”系长,1944年8月又调回惠民县。第五任系长胡汉民,又名胡惠民,宫县人,高小毕业后即到宫县警察所干特务,1942年调来临淄,1943年4月至6月,代理系长,1944年1月调淄川警察所,在任职期间被一日本人打死。第六任系长祁德鸿,在临淄更名祁雁行,北京市东郊六里屯人。其叔父祁敬之在临淄任伪警察所所长,病重回北京治疗无效死亡,祁雁行代其叔父祁敬之到临淄向日伪政权述职,被伪政权赏识留用。1943年10月被任命为“特保系”系长,并兼任“剿共班”班长。1944年12月,因内部争权夺利被降职。
    1945年8月23日,日军投降后,临淄县城光复后,日伪特务机关被彻底摧毁,个别漏逃分子在1951年的镇反运动中也被一网打尽。
    临淄的日伪特务机构在临淄地区犯下了滔天罪行。仅据四个“系长”的供述,他们亲自带领特务分子抓捕我抗日干部和无辜群众就有50多人,其中10多人惨遭杀害。他们随意抓人,抓到人后严刑逼供,其主要手段有“压杠子”、吊梁头、“火烧”、“烙铁烙”、“灌凉水”等。对所有抓捕的人都要进行敲诈勒索,要他们花上“运动钱”才能放人。有的“运动钱”到了特务分子手中,再把人杀害。例如,1940年冬天,临淄城情报员李××密报了我临淄城北刘家寨村的基层组织情况,“特保系”长王哲民立即派武装特务到刘家寨村抓捕了农救会长、妇救会长、青救会长等数人,带回警察所严刑拷打。经组织托人花“运动钱”才得以保释,致使他们倾家荡产。1941年春,特务分子获得密报,抗日民主政府有一宣传干部回谢家村看家,“系长”高照亲自带领武装特务前往抓捕,连同其父母一块抓到临淄城里,虽花了大量“运动钱”,但直至拷打得终生致残,才放他回家。
    日伪特务分子在沦陷区奸淫掳掠,肆虐猖狂,令人发指。1942年春天,苇河村青年男女各一人到临淄城里探亲,被情报员随意诬陷为八路军的密探,立即被抓到“特保系”,几经非刑,男青年据实陈说,被打得多次昏死,屎尿便于裤内;女青年虽免遭毒打,但被特务分子轮奸。是年秋天,城关区耿王村(现属孙娄)王××到辛店大集卖马子,遇特务分子敲诈勒索,因身上无钱,被特务分子刘××诬陷他要向辛店警察所开枪,被押送到“特保系”,日本顾问亲自审问,并动严刑。在忍受不住严刑拷打的情况下,屈打成招,家中虽花掉了若干“运动钱”也无济于事,被拉到临淄城南三士冢西侧惨遭杀害。
  日伪特务忠诚地执行日寇的“三光”政策,大肆抢劫,手段恶劣,他们在下乡“清剿”、清查户口、搜查“嫌疑户”时,见东西就抢,不管是现金、贵重物品,还是衣物,翻箱倒柜,统统抢走,群众说他们“在抽屉匣子里翻八路”,甚至连群众的猪、牛、鸡、狗也抢走。
  日伪特务及其情报员利用情报进行破坏活动的罪行也是馨竹难书的。他们一是搞政治情报,配合日寇的政治宣传,宣传“共荣共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二是搞军事情报,配合日军对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合围扫荡”,他们向日伪军提供情报,调集日伪军突然包围村庄,常使我八路军的小股部队,地方部队,或区、乡、村基层干部组织受挫。有时情报不准,包围落空,亦向逃跑的群众开枪射击,抢了财物、杀了人,号称得胜回城。1941年春天,临淄的日伪特务为了配合青州道尹方永昌指挥的临(淄)、广(饶)、寿(光)、桓(台)、博(兴)五县联合“剿共”,临淄县警察所“特保系”长高照亲率特务数人随军行动,残酷镇压群众,并将我临淄县五区区长抓去。1942年春,高照制订了“综合纵横剿共计划”,妄图采用屠杀、收买、拉拢等各种手段,“把共军肃清”,由于日伪特务机关的勾结,日伪军队的“蚕食”、“扫荡”、“清乡”等军事行动明显增多,使抗日根据地逐渐缩小,地方武装、基层政权组织活动困难,特别是1942年至1943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临淄全境几乎被“蚕食”殆尽,我抗日组织几乎无立足之地。
  1943年6月,日伪“临淄县政府”还建立了宪兵和督察室,这也是两个特务组织。宪兵队设军曹、翻译、兵长、宪兵。督察室设有督察长、督察员。这两个特务组织的人员不固定,是从“特保系”和巡官中挑选人员来执行任务,其任务是督察日伪军队、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防止他们哗变,向共产党八路军投诚,防止抗日组织秘密打入。